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跑出“加速度”

2026年上半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同东盟国家贸易总额达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2%，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6.9%的整体增速，双边贸易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这一增长表现，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下更显难得。

在外部环境承压的情况下，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为何仍能够展现较强韧性，并跑出高于整体水平的增长“加速度”？答案需要从双方合作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中寻找。

2026年恰逢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多个重要节点交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迎来生效实施四周年，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将满一年，中国又第三次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东道主。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早已超越简单的商品交换，贸易、投资、产业及基础设施合作交织，双方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变化、区域发展转型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也在不断改变双方开展经贸合作的条件和方式。旧的增长条件正在变化，新的合作空间也在形成。

与全球经贸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持续向前推进。经过多年自贸区建设，双方90%以上税目商品已实现零关税；RCEP又将中国与东盟共同纳入覆盖15个成员的区域规则体系，通过统一原产地规则、规范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安排以及扩大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为企业在更大范围配置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创造条件。随着传统关税壁垒不断降低，跨境经营面临的制度性成本更多向标准认证、监管规则、数字贸易等“边境后”领域延伸，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在升级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标准和技术法规等传统规则的同时，新增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将双方制度合作由市场准入进一步延伸至规则协调。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将开放、创新、合作确定为三大优先领域，又从更广泛的亚太层面释放继续推进开放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信号。

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到RCEP，再到APEC，不同层次的合作机制正在形成相互衔接的开放合作环境，既降低企业现实经营中的交易和合规成本，也增强对市场开放和区域合作前景的长期预期，以区域合作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中国—东盟经贸增长提供更加稳定的制度支撑。

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地理邻近为双方开展贸易投资合作提供了天然条件，但地理上的“近”并不天然意味着经济上的“近”。过去较长一段时期里，受区域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跨境通道衔接不足和运输组织效率不高等因素制约，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区位优势尚未充分转化为经贸合作优势。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东盟合作持续推进区域基础设施联通，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跨境公路、港口等加快联通，逐步形成陆海衔接、内外联动的区域物流体系。在基础设施“连点成线、织线成网”的同时，“澜湄快线”“并行港”等物流模式与中老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衔接，“中老铁路+中欧班列”进一步贯通东南亚、中国与欧洲市场。多式联运和运输组织创新持续提高既有通道的运行效率，降低综合物流成本，且提高了供应链稳定性。对于生鲜农产品等时效敏感型商品，运输效率提高能够扩大其贸易半径；对于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跨境产业链联系紧密的产业，稳定高效的物流网络有助于降低库存和供应链组织成本，为生产环节跨境布局创造条件。

中国—东盟通道建设的贸易带动效应正在显现。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东盟进出口同比增长18.2%，其中铁路、公路运输分别增长24.7%和17.5%；截至7月8日，中老铁路累计跨境货运突破2000万吨，运输商品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增至3800余种。从基础设施“通起来”到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正在不断压缩区域经济距离，推动人员、商品和生产要素更加高效流动，使地理邻近的潜在优势加快转化为贸易扩张和产业协作的现实优势。

随着东盟工业化进程加快和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中国与东盟的产业关系正在由传统的要素互补向更复杂的竞合关系演进。东盟积极承接制造业投资，加快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使双方在部分产业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有所增强，但产业升级并不意味着区域生产联系减弱。现代制造业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东盟制造能力提升也相应扩大了对生产设备、关键零部件、原材料和配套服务的需求，中国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与东盟资源禀赋、区位和市场优势由此形成新的互补。RCEP原产地累计规则降低了企业在成员间配置原材料和生产环节并享受优惠关税的门槛，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进一步加强供应链互联互通合作，推动这种产业互补向更加紧密的区域生产网络转化。2026年上半年，中国与东盟中间品贸易额达2.86万亿元，同比增长24.5%，高于双边贸易整体增速6.3个百分点，占双方贸易总额约三分之二；在能源资源类产品保持较大规模的同时，存储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附件已成为双方中间品贸易规模最大的两类商品，区域生产分工正在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延伸。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正在重塑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也为双方产业合作开辟新的增长空间。东盟相继出台《东盟数字总体规划2030》《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26—2030》，加快人工智能应用、数字化转型和低碳能源发展，带动数字基础设施、新能源装备和智能装备等需求持续释放，与中国在相关领域已形成的产业和技术优势进一步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又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纳入合作框架，通过规则协调和政策合作为新兴领域合作提供制度支撑。产业转型与制度创新的叠加效应正在加快转化为现实贸易增量。2025年，中国与东盟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新三样”、工业机器人贸易额分别增长90.0%、58.7%和53.5%，人工智能赋能产品贸易额增长10.5%。

由此，中国—东盟产业合作正在呈现“分工深化”与“领域拓展”同步推进的特征，产业升级形成更加稳定的中间品和生产性需求，技术迭代又不断催生新的产品和市场需求，使竞争与互补在更高层次的区域生产网络中相互转化，成为双边经贸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加速度”，并非建立在外部环境一帆风顺的基础上，而更多来自双方在变化中不断深化合作、重塑互补优势的能力。未来，随着RCEP和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红利持续释放，并以APEC“中国年”、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平台为纽带，双方有望进一步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合作动力，把发展差异转化为互补空间，把产业竞争转化为更高水平的区域分工，在应对挑战中拓展增量，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迈向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