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唱戏

    ■王祖远

    在大山沟里，唱戏是最大的文化娱乐了，大村一年不过一两次，小村里几年一次。

    我小的时候，住在姥姥家。姥爷是个戏迷，他年轻时进过一个戏班子。后来参加革命工作，任过“区长”之职，他回乡时穿着件军大农，在村里看来，他已是个“大官”了。姥爷长得很魁悟，脸盘周正，双目有神，极有“官”相，他在戏里常扮演包拯、杨延昭等正面人物。他最喜欢唱的是《辕门斩子》，那个小唱本他用绸布包着，锁在一个小红皮箱内，视作珍宝。乡下人管老包叫“大黑”，管杨元帅叫“红脸”，每当他一出场，观众必鼓掌叫好，这大概和他扮演的角色有关，一个是清官，一个是忠臣，是百姓最喜欢的人物。母亲也常常自豪地讲：你认真，要嗓子有嗓子，要架子有架子，年轻时在台上风云际会，唱到好处，台下的人往台上扔香烟、掷水果，有时扔大洋，光闪闪的银洋在台上叮当当乱响、骨碌碌乱滚……

    姥爷入党很早。还是抗战时期，姥爷就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深受上级信赖，解放后他回家养病却从此再不出山。他的身体确实不好，不能干重活，全家三口靠我姥姥靠缝纫挣点零钱度日。他唯一的乐趣是哼几段戏文：

    “戴乌纱好比愁人帽，穿圆领好比坐牢笼，腰紧玉带捆人索，足蹬朝靴踩泥坑。不做他的官来不受他的气，做一日官来担一日惊……”。

    我当时年幼，不晓得为什么当官还要担惊，今日想来，姥爷也算当过官的，他对“宦海风波”是亲身感受过。姥爷十几年里常去的是信用社，信用社租用民房，台下是柜台，炕上是床铺，姥爷去时往炕上一躺，半靠在被卷上，兴致来了便哼唱一段：“八千岁与我作了对，猛虎怎敢斗蛟龙？”他唱得有板有眼。过场处还用象声词念出锣鼓点：“打打打，腾！且腾且，腾！”他唱得忘我，营业员听得忘我，那营业员是戏迷，也是他唯一的徒弟。有时唱得晚了他便与徒弟共进晚餐，美食一顿。他们是偷着唱“黑戏”，姥爷有时惋叹：“这辈子怕是看不上戏了。”姥爷从不看新戏，我想这也有个适应问题，正如他从敌占区回来，也是一时适应不了新的环境的，所以才逃避名枷利锁而告病还乡的吧。县剧团有时来到村上，几位名角儿和团长必登门看望他，他们是“戏友”。一壶热茶，几包香烟，纵谈形势，切磋戏文，姥爷显得极开心，他跑前跑后为剧团联系住处，招揽台口。那些漂亮的女演员也常来请教于他，称他“老师”。他的院子里每次都住了好多女演员，她们吃好饭的时候，总要用饭盒偷偷给我拿回一些，我至今记得：她们送给我的筱面葱花炒谷垒，黄灿灿、油津津，一股香味扑面而来。

    记不清是哪年，上面终于允许唱旧戏了，这在姥爷无异于过节一样，这时他已年过六旬，咳嗽气短，身体瘦弱，练唱一段满头冒汗，排演一场腰酸腿困，但他还是坚持要演。演戏的那天，全乡三十多个村的人都跑来观看，他在戏台上台步威武，唱腔宏亮，冠带华贵，动作潇洒，把杨延昭演得活灵活现。他是带着感情演的，尤其是与八贤王对唱的那段，更是慷慨激昂、威武悲壮：“你口口声声保杨家，保杨家你保了个净打光！”我想姥爷也是有感而发，他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人，但回乡后生活十分贫困，常常柴米无继，他当年的战友有的献身，有的荣迁，有的打成右派，有的下落不明，他曾让我替他写了一个复职申请，上送之后如泥牛入海，他本人也心灰意冷，不再过问，只是慎重地抄了一份履历，并加盖了他的名章交给我，说：“孩子，这是你姥爷一生的总结，保存好。我的戏是唱完了，可你将来会有用的。”

    他一生迷恋唱戏，早洞悉家国事理，在他看来人生也是一大戏场，人要淡泊到极致。他是什么都看不起，什么都想得开了，他把珍藏了几十年的唱本《辕门斩子》送给我，淡淡地说：“叫你当闲书翻吧。”他后来因唱戏而患病，病的时候，信用社那位徒弟给他送来十元钱和一包糕点，临终的时候，他嘱咐家人：“糕点吃了算了，十元钱等有了还给人家。”他没有痛苦没有遗憾地离开世界，死时身上穿的一领崭新的戏装，那是文革时破“四旧”，剧团的拍卖物，极便宜，他买下后保存了十几年，让做他的“寿衣”的。

    现在，看旧戏的人渐渐少了，每演旧戏，便会想起我一生爱唱戏的姥爷，想起故乡古庙改成的小小戏台，想到忠孝节义的杨六郎，死者已矣，但生者是还得继续把人生的这部剧演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