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坚实步伐和创新精神 再创贸促事业辉煌

    ■本报记者王登文

    今年1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听取中国贸促会党组汇报时作了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贸促会及贸促系统2010年的工作成绩，指明了贸促工作的发展方向，对贸促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中国贸促会的部署，中国贸促会天津市分会立即在全会部署了学习贯彻重要讲话精神的活动，围绕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提出的“六个”方面，结合天津市副市长任学锋在视察天津市贸促分会时提出的“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认真学习贯彻王岐山重要讲话精神，筹划贸促事业科学发展之策，千方百计提升服务能力、质量和水平，打造一流的贸促机构，为推动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经贸交流与合作做出新的贡献。近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天津市贸促分会会长赵学鸣。

    兴衰冷热因时而变

    记者：赵会长您好。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在2011年工作会议上对学习贯彻王岐山副总理重要讲话精神进行了部署，天津市贸促分会是如何认识并落实的？

    赵学鸣：这是王岐山第二次在听取中国贸促会党组工作汇报时做重要讲话了。在这次讲话中，王岐山从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大势着眼，对贸促事业发展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了当前贸促工作的热点和难点，指明了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对贸促事业发展和我们工作的开展都是极大的支持。学习贯彻王岐山重要讲话可以提振精神、增强信心，鼓舞斗志，也是我们拼搏创新、走向辉煌的契机和动力。为此，我们会党组非常重视，认真安排了在全会开展深入学习贯彻王岐山重要讲话精神的活动，结合任学锋来我会视察时提出的“突出重点、解决难点、形成创新点”和“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通过学习讨论、调研考察、对照检查等方式，力求对自身工作有一个科学的系统的评价，重新认识新形势下贸促会的地位和作用，找出工作的切入点和抓手，明确今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这关系到我们在“十二五”工作的开局和今后发展。方向问题太重要了，正如王岐山所说，我们的路还很长，只要方向对，哪怕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哪怕走得偏一点，最终也一定能实现既定目标。

    记者：王岐山在讲话中，提到贸促会发展的从冷再到热和由衰再往盛的过程，请您谈谈对此问题的认识。

    赵学鸣：我来贸促会工作已经3年多了。这期间，我经常与同志们探讨贸促会30年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规律性和特殊性。王岐山说，贸促会有一个由盛而衰、由衰再往盛的发展过程。又说，贸促会将经历从热到冷、从冷再到热的过程。这是站在历史的宏观的高度，对贸促会的发展走势所进行的分析概括。回顾贸促会的发展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确实走过了兴衰冷热过程，而不管衰还是盛，冷还是热，它都与中国家休戚与共，随发展大势而起伏。王岐山指出，贸促会现在正处在“由衰再往盛”、“从冷再到热”的关键时期，并深刻分析了这一变化的理由。一是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贸促会作为为企业服务的中介组织，它的声音应该更强。这是外因。二是贸促会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是内因。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抓住机遇，绝不能错失发展的良机。实践也证明，我们跟得上时代的发展潮流就会兴盛，跟不上就会衰弱。“十二五”时期将是我们发展的机遇期，错过这个机会将是最大的历史遗憾。因此，王岐山谆谆嘱咐我们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贸促会由衰再往盛、从冷再到热的转变，才能再创贸促会的辉煌。

    开拓创新有为才有位

    记者：王岐山在重要讲话中要求贸促会领导班子要务务虚，还要求贸促会找准位置、转变发展方式、进行组织创新等，您对此如何理解？

    赵学鸣：我觉得王岐山的这一要求切中了贸促会的实际，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

    首先说说贸促会的定位和位置。贸促会是一个“成份”比较复杂的机构，正如万季飞所说，机关、事业、社团和企业并存，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乱”，但我们如果只看到“乱”，那就未免偏颇了。任学锋在视察天津市贸促分会时指出，贸促会“四位一体”的多元体制，这是贸促会的灵活度，是弹性管理的机制所在。在管理上，既要有刚性管理，也要有弹性管理。“四位一体”恰恰是“权变”思想的基础，伸缩的空间很大，可以以不变应万变。贸促会“四位一体”的综合体制是历史形成的，也是适应现实需要的。我们应该客观看待这一体制问题，顺势而为，扬长避短。如果我们在时机很不成熟的情况下，改变这种状态，就会欲速不达，威胁到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定位问题困扰我们多年了，这次应该是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论。关于找准位置问题，任学锋说：“贸促会应该是天津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资源整合中的重要力量，希望贸促会在天津对外开放的总体工作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的位置。但不管摆在什么位置上，主要还是看实际工作和成绩。我赞成“有为才有位”这句话，贸促会只要在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合作的大格局中，积极发挥作用，做出应有的成绩，自然就会有我们的位置，而且这个位置是谁也撼不动的。

    其次说说贸促会的组织创新。既然是“四位一体”的结构，就不能“一以绳之”，必须各有各的管理机制和目标。贸促会参照公务员管理，以服务政府和企业为本，重在社会效益。所属社团和事业单位依《社团管理条例》和《事业单位管理条例》管理，以服务企业为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公司（企业）依《企业法》管理，以创效为先，重在经济效益。四者都各有所依，条理分明。关键是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必然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偏差、角色上的错位、职能和业务的交叉等问题，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但这些都是可以预见和克服的。恰恰在这个层面上，才是体现领导班子的能力和才干的地方。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有经有权、刚柔相济才是正道。关键是实事求是，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机制和招法，衡量它的标准只能看它是否有利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有利于贸促会各项职能的发挥，有利于贸促事业的健康发展。

    最后是“务虚”的问题。贸促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自收自支的状态下过日子，虽然能够借助于体制内的优势得一时之利，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激烈，生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问题。又由于贸促业务职能所限，我们的工作主要在贸易促进的操作层面，虽实践经验较多，但政策理论研究较少，也疏于贸促理论的探讨。这就很难使我们站在理论的制高点上来审视贸促事业的发展，指导贸促工作实践。加强贸促理论的研究，提高贸促队伍的理论素养，用于规划指导贸促工作，应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王岐山要求贸促会领导班子要务虚，是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实在的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

    记者：王岐山还谈到举办展会的数量与质量的问题，您是怎样理解和认识的？

    赵学鸣：王岐山在重要讲话中对会展现状的分析切中时弊，确实有一个“多与精”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展览多、会议多、论坛多，在形式上下的功夫较大，忽视了实际效果，没有在乎投入产出比。比如博览会和展览会，这些本来属于经济领域的活动被过分宣传，过于追求形式、影响，不顾实际效益，只算虚账，没算实账。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或其他行业，还可以理解的话，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贸促会，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贸促会确实应该率先转变办展办会理念和方式，率先走好会展国际化这条路。贸促会是以会展起家的，也对当时的展览市场繁荣做出了贡献，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展览市场也逐步规范并走向成熟，我们的办展理念和模式也应该与时俱进。从运作上要逐步从政府主导走向市场化和商业化，减少和最终取消财政补贴；从办展理念上要把为客户服务放在第一位，以客商和成交额的多少为核心考核指标；从组织筹备上要减少辅助性活动项目的干扰，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注重展会效果。贸促会“由衰再往盛”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主要业务上引领行业的潮流。任学锋强调说，贸促会必须大力推进国际化进程。我想，贸促会在这方面有资源、有经验，应该把握好国际化与中国特色平衡点，学习和借鉴国际的通行做法，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市场环境，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方式，做国际化的表率。

    把握特色提供专业服务

    记者：据了解，天津国际商会在自身发展和为企业服务上一直很有特色，请您谈一谈下一步打算。

    赵学鸣：我们在贸促系统内是最早实行“两会分设”的分会之一。贸促会和国际商会性质不同，各有优势和特点，分开是理所当然。但在中国的大环境下，留在体制之内又有它的优势。所以，我觉得还是现在这种存在方式比较合理。贸促会和国际商会不能离得太远，即使实行了“实体化”，也不能完全隔断两会的联系。现在这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可以互相借势，互相补充。如果说现在让贸促会走国际化道路、融入国际社会的条件还不是很成熟的话，国际商会先行一步，与国际惯例接轨，转变服务和发展方式，应该是比较可行的。王岐山在重要讲话中对国际商会的发展提出了很高希望，任学锋也在视察分会时对天津国际商会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想今后要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实行“会长轮值”制度，形成国际商会内的企业家核心机制，让企业家自主管理和运作，切实把国际商会办成企业之家。二是选择企业欢迎的特色服务，形成国际商会的品牌服务项目，切实把为企业服务常态化。三是建立对市场和企业的调研制度，定期向政府反映市场情况和企业情况，让政府时时听到企业的声音，切实把“代言工商”落到实处。四是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积极争取参与市场游戏规则的制定，切实代表和关注企业的根本利益。

    记者：王岐山在重要讲话中要求贸促会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切实服务，您打算如何做？

    赵学鸣：王岐山在重要讲话中对“走出去”问题谈得很全面、很透彻。中国现在对外开放更多的是“请进来”，而“请进来”的重点已经发生了变化，重点是人才和技术而不是资金。我们的资金要“走出去”。任学锋在对我们的要求中也说，贸促会不仅要促进贸易，也要促进投资，包括“引进来”和“走出去”，贸促会要利用在海外的资源优势和人脉优势，帮助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仅要把产品卖出去，更要注意资源型的投资，贸促会应该在帮助企业海外投资上发挥更大作用。在促进企业“走出去”上，我有几点想法，一是有系统有目的的开展境外市场的调研和考察，定期提供境外市场考察报告，供有志于境外投资的企业了解境外市场情况。二是发挥贸促会的法律服务职能，特别是与境外法律机构加强联系，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商标、专利、调解、诉讼和法律顾问等系列服务。三是发挥培训和咨询作用，有重点地举办境外投资讲座和咨询活动，介绍境外投资市场情况，并接受企业的委托提供境外市场调查。四是在信息上加大对海外投资项目的搜集和筛选，及时提供给企业选择。五是适时设立“境外投资咨询中心”，为企业提供从信息、咨询、法律等一站式服务，抢占企业境外投资服务的制高点。如有必要或条件允许，可以成立“海外投资企业协会”，这样可以为海外投资企业直接提供相关服务，也可以协助政府对海外投资企业进行规范和指导。总之，我们要积极顺应这一市场变化，抢占先机，淋漓尽致地发挥好贸促会的海外优势。今年6月份，我们将与“津洽会”同期举办旨在促进企业“走出去”、参与境外投资和国际市场竞争的高峰对话会。这也是我们以“走出去”为重点的一个开篇活动，欢迎大家参加。

    记者：我注意到，任学锋要求天津市贸促分会要“走在全国前列”，对此您如何理解和落实？

    赵学鸣：任学锋对我们非常关心和重视，多次视察分会，在很多工作上也对我们给予了很大支持。特别是3次出席贸促会的工作年会并讲话，对天津分会的改革发展和实际工作提出意见和要求。任学锋在贸促会2011年中层干部工作会议上，希望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对我们工作的鞭策，是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硬指标”。

    任学锋要求天津市贸促分会“走在全国的前列”是有历史和现实依据的。首先，天津市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具有了跨越式发展的基础和条件，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万亿元，进出额近1200亿美元，利用外资102亿美元。天津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扩展了贸促会的发展空间。其次，天津市领导对贸促会和贸促工作非常重视。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和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多次出席贸促会筹办的重大活动，如世博会“天津活动周”、PECC国际贸易投资品博览会等，对贸促会给予鼓励和支持。任学锋每逢重大活动都亲临一线，进行指导和帮助，和我们战斗在一起。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是贸促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再次，通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自身也不断壮大，特别是实行参照公务员管理以后，在体制和机制上更加合理。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了一支敢打硬仗和能打硬仗的干部队伍，对市场经济环境也具有了一定的适应力。作为四大直辖市分会之一，一定要跟上天津市发展的步伐，决不能落后。只要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就一定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与很多兄弟分会特别是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分会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有的差距是客观形成的，有的是主观造成的。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通过调研、对比和检讨，找出并克服不足，明确努力的方向。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关键要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特色，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是我们实现“走在全国前列”的一条重要途径。

    以上所说的，仅是我的一些肤浅的体会，有的只是一些想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路，请各界批评指正。

    （本版图片由天津市贸促分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