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考察

    ■余 悦

    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与日本在茶文化方面的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成为异彩纷呈的篇章。虽然中日茶文化交流的介绍文字不在少数，但就中国茶道思想对日本茶道思想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本文以茶道思想为中心进行历史考察，就是试图以史实为依据，说明中日茶文化交流，不仅是单纯的物质文化交流，更是精神文化交流。

    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

    中日茶文化交流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是与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相一致的。早在十多年前，我就曾明确地提出并详细论证过这一观点：“中国唐、宋、明代都对日本茶道有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日本茶道的历史是随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发展的。日本民族是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养料的，正是长期和多方面的学习与借鉴中国茶道的精神、程式及技巧，并与其本民族的特色和文化相融合，才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日本茶道。”这一结论，并不是我个人的随意叙说，而是基于多位权威专家的科学论证。

    日本著名汉学家、数十年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典籍的布目潮 先生，就曾运用丰富的史料，最后归纳为：中国的饮茶文化至迟在9世纪上半叶就传到了日本，但最初仅限于贵族阶层的一角，而且曾一度衰退。在日本神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日本茶道独特深入研究”过的滕军所著的《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强调“中国是日本茶道的故乡”，并且论述到：据目前为止的研究表明，古代日本没有原生茶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饮茶的习惯和以饮茶为契机的茶文化是七八世纪时，从中国大陆传去的。

    日本茶道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受中国唐朝的饼茶煮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第二个时期是受中国宋朝的末茶冲饮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第三个时期是受中国明朝的叶茶泡法影响的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

    虽然对于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概貌，两位专家的认知大体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是，其实现的路径是如何的呢？这里，我们不妨做些辨析。

    “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有许多途径。官方派遣使节、学生、乐舞团体等，赠送各种礼品（包括手工艺品和动植物等）及书籍，是一条通常的渠道。宗教与贸易，是另外两条重要的途径。”“在这三方面之外，文化交流还有意外的渠道，为当时的人所意想不及的，即战争与掠夺也会造成文化交流的机会。”而中日茶文化交流的途径，则是另一种情景。

    在日本，饮茶的最早记录在弘仁五年（815）闰7月28日的《空海奉献表》里。表中有空海（774～835）日常生活的写照：“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而这虽是日本史料中关于饮茶的最早记载，因是个人生活阅历，不能认定为日本饮茶的最早史实。相传公元805年最澄（767～822）从中国带去茶籽，种在日吉神社旁，成为日本最早的茶园。我们到日本京都考察时，还有“日吉茶园之碑”，并生长着茶树。但因载录此事的《日吉神道秘密记》有争议，因此也只能作为传闻而已。值得注意的是，空海和最澄都属于唐代来中国的学问僧中的“请益僧”。所谓“请益僧”，他们入唐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佛法；活动是朝拜圣迹，寻师求法，参加寺院佛事，抄写或购买经卷、佛画、佛具，把佛教宗派介绍到日本；同时，也与中国文人交往，把儒家经书、文集带回日本。所谓“请益僧”，又称“还学僧”，大多是在某些领域已有相当造诣的人，只需在唐停留一、二年很短的时间，以便专就某些疑难问题索取解答。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日本饮茶初期最有关联度的人物，都是遣唐的学问僧。但由于当时饮茶只限于上层社会和佛教僧侣，平安后期日本废止遣唐使，中日两国往来明显减少，日本史籍几乎找不到茶事记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茶在日本的单一传播是很难持久的。

    在中日茶文化交流中断近两个世纪以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日本荣西禅师来到中国，遍访江南名刹，后移居天山景德寺。其时，江南各地都有茶园，饮茶之风盛行。荣西在钻研佛经之余，也埋头于茶的研究，历时l9年。为化缘助修景德寺，他一度回日本，两年后又再次来中国。荣西在中国居住共24年之久，于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7月）回日本。荣西1168年第一次回国时，将中国茶籽带回日本，在肥前（今佐贺县）背振山种植，所制岩上茶闻名日本。他还将茶种赠给明惠上人，在宇治植茶。后来宇治茶被称为日本“真正的茶”，十分珍贵。公元1191年，荣西第二次回国时，又将茶种播在长崎县平户岛富春园。从养生、延寿和修禅出发，荣西倡导饮茶，并于1192年用汉字写成《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最早有关茶事的著作，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础。这也表明，中日茶文化交流已由单纯的物质层面（如茶籽），走向真正的文化层面（如茶的功能、茶具、点茶技艺等）的综合吸收。这种综合性的交流，后来成为中日茶文化交流的主导。

    南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l259年），日本南浦昭明到杭州净慈寺、余杭径山寺，学习佛学，又研习茶事。南浦昭明到径山寺不仅学习佛经，而且带了许多径山茶叶和饮用方法，把“茶宴”、“斗茶”、“点茶法”传人日本，广为传播。此外，元朝时期，日本来华僧人较多，回国后带回“唐式茶会”，即中国式茶会。“茶会的内容富有中国情趣和禅宗风趣，最初流行于禅林，不久便在武士阶层中流行起来”。唐式茶会的次序包括：点心、点茶、斗茶、宴会等，虽然古代中国并无这种形式的茶会，但“唐式茶会”所用的点心、点茶方法、器具、字画等都是典型的中国式，每一内容陈设都是模仿了中国式样。这一切也证明，中日茶文化交流是全面和综合的。

    总之，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历史轨迹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与中国茶文化的发展相契合，经历了长期的往来；二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途径主要是由佛教僧侣传播的；三是这种交流经历了由单一的物质层面走向综合的文化层面。

    中国茶道思想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基石

    “茶道”一词的原创来自于中国，并不断有所发展。首次提出“茶道”概念的是比陆羽年长十几岁并精于茶事的诗僧皎然。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有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诗人谈及饮剡溪茶的感受，第一饮可“涤昏寐”，第二饮“清我神”，第三饮便达到“得道”的境界。最后在诗尾提出了“茶道”一词，这是富有哲理内蕴的词，与现代茶文化界对“茶道”的界定颇为相通。

    皎然之后，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也提到“茶道”一词：“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式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为天宝年间（742～755）进士，大历（766～779）中为县令。这一时期，正是唐代茶文化定型并兴盛的时期。封演之“茶道”兴于中唐，是由于陆羽专著茶书，对茶的功效以及煎茶、炙茶的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且创制茶具24种，后又经常伯熊的“广润色之”而得以大行的。《封氏闻见记》一书大都实录著者的所见所闻，可信度较高，内容可靠，但其所述“茶道”则重在饮茶之风和茶艺的推行。

    “茶道”两字的出现，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晋代以后，茶成为日常饮料，文人雅士在品饮中感受到茶叶超出物质外的精神品性。如杜育《赋》的“调神和内”指出饮茶调节精神，和谐内心的功能。《晋书·桓温传》记“温性俭”，《晋中兴书》记陆纳事，《南齐书·武帝本纪》的以茶为祭，并且“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都体现出社会对以茶示俭的共识。这些，正是茶道思想萌芽的基础。

    民间素有“陆卢遗风”之说，而与陆羽并称的诗人卢仝，同样在他的诗篇中涉及茶道精神。他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生动地描绘了饮茶的七个层次：“一碗入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作虽然是具有夸张色彩的文学语言，却与皎然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茶道思想”并非仅仅对“茶道”一词的解释，而是从哲理的层面，从精神的世界，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概括。与陆羽生活在相近时期的裴汶，在《茶述》的序言中对茶的功效进行了论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裴汶所说的“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大多偏重于饮茶的精神作用和社会功能，与皎然的“再饮”“三饮”大体相近，均属于今天所谓“茶道”范畴，只是把这些功用作为并列关系排比。而在晚唐时期，刘贞亮更从理性角度对茶道精神进行概括，称之为“茶德”。在《茶十德》一文中，他将茶叶功效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行道”都属于茶道精神范畴。这里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美化人生和育化社会。饮茶的功德之一，就是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这是以理性的思辨和简洁的语言将茶道功能提升到社会风习的最高层次，确为唐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对于茶道精神的推崇，一直显现在中国各类典籍的字里行间。北宋吴淑（947～1002）的《茶赋》，铺陈讲述了诸多名茶及茶的典故，渲染了茶的功效，在行文流畅、语句优美之中，该赋特别强调：“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藓之利，其功若神”；“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吴主之爱韦曜，先沐殊恩；陆纳之待谢安，诚彰俭德”；“效在不眠，功存悦志”。这些，都属于精神世界。特别是宋代茶书中，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更是直面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提示出中国茶道的本质特征，是对中国茶道的一大贡献。

    同为明代的吴从先也写有《茶德颂》，则又是另有深味。全文几乎通篇用典，处处紧扣茶事，描绘出“维悦志之灵根，鼓穆清于玉川，感知已于竟陵”的别样情怀，以及“邀素友”、“结清盟”的高士雅趣。吴从先有茶书一部，茶文一篇，自撰茶语十余条，采录茶事四十余则。从吴氏《小窗四纪》钩沉出《茗说》等茶文献的茶文化专家王河先生很有见地地论述到：“细观这些茶文献，我们可以得知，吴从先的茶论思想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清’：茶话为‘清语’，茶事为‘清事’，饮茶为‘清享’，品茶为‘清韵’。甚至，因地利之便，能品尝到刘伯刍七等之水，认为也是享‘清福’。在吴从先看来，正因为‘清’，才能茗碗相对，可免玄尘之想。”吴从先的系列茶论，处处围绕“清”字，这也正是他理解和追求的品茗境界与茶道精神。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曾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指出：

    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

    茶之“四妙”，指品茶艺术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指深湛、清湛；“幽”指幽静、幽深；“灵”指灵性、灵透；“远”指深远、悠远。这四者是品茶意境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视野。“导吾杳冥”，则是彻悟人生真谛进入空灵的仙境。这正是饮茶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功能，是茶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杜浚实际上已经给中国茶道作了很好的总结，揭示出中国茶道的实质。

    既然对中国茶道和茶道精神的论述，绵延近千年，那么，为什么又有的人认为中国没有茶道，或是认为没有茶道思想呢？这里，存在着一些“误解”。而这些“误解”，又是基于中日茶文化的比较才产生的。

    “误解”之一，是认为关于茶道思想和精神的论述，必须围绕或出现“茶道”二字，非如此，则不是有关茶道思想的阐述。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的引言《茶道解》中，作者论述道：让我们还原到‘茶道’这两个字的字义上去，将茶道称作‘茶道’是明治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茶道称作‘茶汤’。茶汤是佛家奠茶、奠汤的略语。并且，日本学者对于“茶道”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的。该书征引中介绍：谷川彻三先生从艺术的角度，认为茶道是以身体的动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久松真一先生从宗教的角度对茶道下的定义是：茶道文化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茶道文化的内核是禅；另一学者熊仓功夫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主张茶道是一种室内艺能，它通过人体的修炼达到个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目的。这些表明，就连对日本茶道的理解至今也存在分歧。

    “误解”之二，“直到明代张源《茶录》才出现‘茶道’一词，但却是：‘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里的‘茶道’仅仅是制造、贮藏、沏泡等技术要求而已，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内涵，与现在茶文化学上的‘茶道’概念无关。”本意只是喝好一杯茶。其实，这种思想也是与日本茶道思想相通的。

    “误解”之三，千利休制定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四规。“至少于公元l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延续至今，奉为圭臬。”但是，这一结论，也存在很多疑点。“和敬清寂”被称为日本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的最重要的理念。尽管《南方录》中记载了众多表达千利休茶道思想的言语，但更多的是谈“如何喝好一杯茶”，以物化的东西来表现茶道，找不到任何直接谈到“和敬清寂”的字眼。作为利休茶道核心的人生观，就是酷爱和平，人与人相爱，人与自然和谐，茶器的协调等等。素朴最洁，奢侈有害，生活态度恪守清寂。因此，后人将利休的精神归结为和敬清寂，从而流传至今。如此看来，认为是千利休提出“和敬清寂”四字作为日本茶道精髓的概括，起码目前是有异议的，这四字很有可能是后人概括其茶道境界而归纳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和敬清寂”四字的源头是在中国。这种说法，见之于曾任日本临济宗大学（现花园大学）教授的伊藤古鉴于l966年首次出版的《茶和禅》一书。

    茶道的精神特性是什么呢？是喝茶的自然方法。那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虽然说不清楚，却于深处藏着使人觉得深刻而高雅的文化。

    村田珠光称之为“谨敬清寂”，千利休则称之为“和敬清寂”。但是，这是否由珠光最早所提倡，没有确证。有一种说法，这是宋代的白云守端禅师（1025～1072）门下的一位叫刘元辅的人，在五祖山丛林讲丛林荼禅四要谛的时候，用来说明禅茶的话。“和敬”是道德，“清寂”是宗教。“和敬”是与佛法相通的话，“清寂”是特别能感受禅味的话。

    不管怎么说，茶道的精神特性不是用语言所能说明的，只有真正地打开禅之心眼，才能将其特性一个一个地找出。

    所叙“和敬清寂”源于中国，还有待于更多的考证。这里，仅是“立此存照”。

    经过对历史典籍的梳理，中国首创“茶道”一词，并在古代已有众多的关于茶道思想和茶道精神的论述，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尚存的一些“疑虑”、“疑问”，以及“误解”、“误读”，只是将其摆在这里，以便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关注，以期能够真正得到问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