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社会警察局实行综合执法

    “社会管理与公安依法管理中间有缝隙，这里既有法律不健全的问题，也有执法人员素质不高的原因。同时，还有一些令老百姓很生气，公安来了又没办法，仅靠道德谴责根本就不灵的事情。”全国人大代表、银川市市长王儒贵建议，创新社会管理，组建社会警察管理局，实行综合执法，降低执法成本，提高执法效率。

    他说，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所有行政法律法规均由各级各行政部门作为执法主体负责组织实施，各级各行政部门普遍设立若干执法机构具体负责1部至2部法规的实施。在这种执法模式下，队伍很多，人员不少，但每支队伍的力量都很有限，难以有效覆盖全社会，导致执法成本很高，执法效率不高，许多法律法规难以得到有效实施，社会秩序没能得到有效维护。

    “比如，一个驾驶员要到某小区办事，没有小区停车卡，把车停在小区外边的出口处。交警没法管，车未停在马路上；城管说，在小区门口，没法管；而物业又没有执法权，这个驾驶员可以把车毫无顾忌24小时停在小区门口，给小区居民带来了很多不便。”随时随地体察民情、把暗访当习惯，常在马路边、出租车上、闹市区、公园晨练中被人们认出的全国人大代表，既要管百姓的针头线脑，又要主政银川的谋划。

    日常城市管理中，公安部门和城管执法部门虽然在职能上重复交叉，可以相互结合、补充，可实际上却壁垒森严。如街头发生的乱摆乱卖、乱贴乱画等违法行为是城管处理，警察不理；“两抢”、扒窃、治安纠纷等是警察处理，城管不理；而交通违章则是交警处理，治安警不理。部门之间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城市管理现状，造成极大的警力和执法资源浪费。实际上，城管执法人员做的很多工作相当于警察，大量的城管类违法行为也可以定性为触犯治安管理类法律。

    2002年以来，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全国多个市、县在城市管理领域进行综合执法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城管综合执法队伍组织架构混乱，没有统一的中央、省级机构对其进行有效指导、管理和监督，执法人员身份复杂，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统一服装，执法水平不高，在社会上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多顶‘大盖帽’管不了一顶‘破草帽’，而且各种各样穿制服的‘大盖帽’我有时都分不清，何况普通的老百姓了！”王儒贵说，因此，要把众多的“大盖帽”集中到一起，组建成一个“大盖帽”，群众关心反映的问题将不会再被多个部门来回“踢皮球”。

    他提议，为了提高执法效率，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在目前公安系统社区民警、治安警和部分巡警、交警的基础上，整合城管综合执法队伍及其他行政执法队伍，组建社会警察局，实行综合执法，建立以巡逻执法为基本方式的动态、高效、主动的城市管理模式。

    在行政处罚权集中的同时，对涉及到的现有各领域的执法人员，按照吸收人民警察的规定通过培训、考试，予以收编。

    由社会警察统一负责社会上的执法事务，处理社会上发生的违法行为，可以整合执法资源，节约执法成本，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法律的执行力和社会有序化水平。

    王儒贵强调，社会管理警察，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执政为民”、“法治精神”的立足点，将城市管理执法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能够行使法定强制权力的社会管理警察，不可能也不必要再通过暴力化的举动进行管理。这不仅能有效解决目前城市管理执法中暴力抗法事件频发、城管制度严重违反法治精神等问题，使城市管理制度更加理性，使广大公众对城管执法队伍的反感甚至敌视情绪逐渐消失，同时也与国际接轨，能有效提升城市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