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经济年代，我们残疾人也能成为英雄”

    ■本报特约记者袁远

    编者按：世界上最著名的公益企业家是来自孟加拉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他开创和发展了“微额贷款”的服务，专门提供给因贫穷而无法获得传统银行贷款的创业者，使当地穷人的生活和收入都得到了明显改善。

    不同于普通慈善家的善款是来自募捐，或是个人财富，尤努斯式的公益创业者的慈善事业经费来自于企业式的“资本主义”经营，这样，他们的慈善事业可以实现高效率与可持续。

    中国公益创业者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起步比较晚，所幸觉悟并不晚，他们可以借助国外先进的创业模式，让公益企业在中国遍地开花。即使是草根中国创业者，也向来不缺少爱心、智慧和自立精神。他们在各自所长中，信手拈来的经营思路，渐渐壮大，生成汩汩财源，又润物无声地流向弱势群体干涸的心田。

    从本期开始，本报将陆续报道四位公益创业家，他们的故事不仅启发了人们的创业理念，更能带给人无尽的精神助力，同时体验到以慈善为目标的经商给人生带来的美好“第二春”！

    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残友集团创始人郑卫宁，像所有成功人士一样，坐下的时候是放松的仰靠姿势，手指自然、平和地交叠在腿上，目光很有力量，并透着宽和、大度的光彩。谁都觉得这又是一个深受命运眷顾的人。

    的确，他也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人生。从过50岁生日那天起，生命里的每一天都像是赚到的，因为和自己同样患血友病的直系亲属中，还没有人活过40岁；（全世界也没有一个血友病患者活过50岁，除了他）13岁之前，他唯一的动作就是爬；40岁前，没有家人的帮助，他一天都活不下去……现在，他令1200名残疾人成为最优质的人力资源——IT工程师，这个数字超过了欧美残疾人工程师的总数。而最令他得意的是，这个终生只能保持一个姿势——坐在轮椅上的男人，娶到了厂子里最漂亮的姑娘……

    让残疾人成为最优质的人力资源

    2010年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一共邀请了1500名企业界嘉宾参加，每位嘉宾都需要交纳8700瑞士法郎的餐位费。郑卫宁作为被邀请的全球仅5名社会企业家之一，因为常年靠输血维系生命，也因为残友集团排名全球公益型企业前列，破例被免了两个餐位费。这也是他平生第一回接受了他人的捐助。

    在此之前，他的企业没有从银行贷过一分钱，没有从政府民政部门领过一次就业补助。“不是我偏执，不要捐款。靠捐款，我们也活不下来，不如干干净净的，给其他残疾人做一个榜样，靠自己活着，还活得很好。”郑卫宁的话语中底气十足。

    从1999年5个人合用一台电脑创业，到今天世界首创的残疾人高科技企业集团，这不是郑卫宁一个人的理想可以掌控的。用他的话来说，“是公司1200名残疾员工的理想发生了共振。”

    “残疾人——这个曾经的弱势群体，社会和家庭的包袱，在新经济时代，以电脑和网络为生产工具，就能成为社会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郑卫宁掷地有声地说。圣经有言：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这句话阐释着生命的代偿现象，残疾人丧失了身体某个器官的功能，身体的其他功能却会异常发达。

    “因为残疾屏蔽了欲望、躁动带来的不专注，所以，残疾人有大块的时间学习，同时有足够稳定的耐心，这反倒成了残疾人从事高科技行业的优势。而网络又让残疾人坐在家里就能连通世界。”

    “这是知识经济为压抑了千年的残疾人崛起提供的机会。在荒蛮的年代，能举起千斤巨石的人是英雄，而知识经济时代，一个根本没有四肢，却头脑通达的人，也能成为英雄，就像霍金。”这句话听着很像郑卫宁自创的真理，却鼓舞着很多残疾人，并最终在他的残友集团，变成了难以撼动的现实。他的残疾人员工，频频挑战世界级的编程大赛、网页制作以及动漫制作大赛，竟频频揽金归来。

    “退养特别激励机制帮残友赚了很多钱”

    很多人都好奇，这个为残疾人提供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企业，真的可以长期赚钱，还能帮助其他残疾人么？要知道，这个集团一些核心技术骨干是患有“进行性疾病”自然寿命只有30岁的年轻人；有些人随时会因为身体不适而退出工作，甚至面对死亡，接受“残友”的无偿赡养；更多人一边工作，一边饱受身体痛楚的干扰……而每年企业用于残疾员工衣食住行的花费，就高达46万元。

    面对大家的担忧，郑卫宁显示出经济学家式的深谋远虑：“只要大家都别被利益最大化所奴役，企业家不要目光短浅，那企业就能赚钱。”郑卫宁创办残疾人企业，终极目的是为了残疾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好的集体能让个人的多元自我价值追求和企业发展愿景发生共振，这样的企业是无敌的。”

    在残友集团，实行退养特别激励机制，主要是针对那些工作没几年就要面对人生终点的员工。他们退养之后，每月将领取他们历史工资的最高值，同时，公司还会一如既往地提供可口的膳食和温暖的床铺。这一政策的出台，犹如在公司内部掀起一阵强台风，撼动了每位员工的心。这样的承诺，即使是至亲，也未必可以给予。“这个政策造成的结果是，员工残疾越重，业绩越重，贡献也越大。我们因此赚了很多钱，虽然这不是我们的本意。”郑卫宁如此总结他赚钱的秘诀。

    “社会企业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流行，不仅仅因为解决了社会问题，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更有眼光的方向。”眼睛只盯着钱，被郑卫宁奚落为目光短浅，他很少提及道德，但他更强调自我价值。在这个道德被漠视、被嘲弄，甚至被利用的时代，“自我实现”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都是更好的内在驱动器，令有残缺的生命重获生机，也让社会道德真正得以实现。

    乌托邦式的企业

    很多置身于郑卫宁企业的人，都产生了恍若乌托邦的感受。开敞的大办公间里，残疾人员工和所有高科技精英一样，在闪烁的电脑屏幕前，凝神专注，手指飞动，额头泛着智慧的光亮；空气里弥散着进取心、成就感带来的快乐，他们上扬的嘴角流露出的，是对自我和集体发自内心的满足感。郑卫宁没有传统意义的接班人，他把公司90%的股份都交由基金会管理，用于8小时之外残疾员工的生活消耗和照料，剩下的10%是内部职工股。“这样，我死了之后就不怕了……”郑卫宁相信制度，不相信任何个体，甚至他自己，在他眼里，任何人都有私欲，有一时的冲动，他不愿让残友的社会型企业性质受到半点损害。直到今天，他仍然需要每月去会计那领取6000元工资，以勉强支付他输血的费用。

    郑卫宁利用自己走在钢丝绳上的余生，尽力在各地复制他的“乌托邦”式分支机构，澳门残友、香港残友、上海残友、北京残友……全国每年都诞生1.2万名残疾人大学生，但“区区”深圳残友只能容纳1200名，而郑卫宁的理想很大——为中国8300万残疾人进行生存革命提供有益的借鉴模式。

    在残疾人成为主流的“残友”内部，只有两个岗位留给正常人，后勤保障部和市场推销部，他们受到残疾人生命力的感染，也焕发出来自生命深处的活力。

    前段时间，因为和另一名残疾人被深航拒载，在机场，他愤然从轮椅上跌落到满是坚硬玻璃碴的地上，静坐两个多小时，希望能唤起修改残疾人不能乘坐飞机的深航内部规定。为此，“我可以用命来搏！”郑卫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