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提醒 投资非洲切忌见利忘危

    ■本报记者栾鹤    

    编者按：在日前召开的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非洲研究论坛启动仪式上，商务部西亚非洲司商务参赞谢亚静表示，中国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2010年，中非贸易额为1269亿美元。今年1月至2月，中非贸易额达238亿美元，同比增长35%。

    专家指出，据粗略统计，在非洲投资1元，回报13元，利润巨大。知利更知险，北非局势持续动荡，使风险防控成为关注热点。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会长、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表示，非洲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地方，投资非洲首先应考虑风险防控。

    专家提示，中国政府应建立双边或多边投资保护机制，加强投资风险研究，建立早期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中国企业在投资前应对当地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积极投保，同时，多与其他国家合作投资，注意投资方式的多样化，为海外投资保驾护航。

    近年来，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迅速增加，非洲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投资市场。截至2010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在非洲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1325亿美元，对非投资超过100亿美元。

    在多年对非投资的过程中，中国投资曾多次因非洲一些国家的政治动荡遭受损失。近来，愈演愈烈的利比亚骚乱再次提醒中国政府和企业，投资非洲要注意防范政治风险。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是中国古老的处世哲学，但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矿产能源的刚性需求，使得我们明知“危邦”，却不得不入。因此，“慎入危邦”，高度重视风险防控，成为投资非洲的必修课。

    中方银行遭遇政治风险

    或殃及信用评级

    据商务部发布的消息，截至4月中旬，利比亚撒哈拉银行、利比亚共和国银行总计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提出11笔保函延期要求，总金额为4.97亿美元。这些保函大多数是中方银行为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建工程开立的，涉及中土集团等7家企业的8个项目。

    据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姚桂梅介绍，保函是作为第三方的银行为企业开立的书面信用担保凭证。当申请企业未能按照协议履行义务时，担保人承担代为履行赔付或退还资金的责任。在这些保函中，利比亚两家银行给中方提供了两个选择，要么赔偿预付款本金和利息，要么将预付款保函期限延长。对中国企业而言，利比亚银行提供的两种选择都是不利的，如果中国公司选择接受赔偿，损失将进一步扩大；如果选择将保函延期，则中国企业所承担的风险和保函成本将随之增加。然而，对于这些不利的选择，中国企业只能被动接受。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如果拒绝这些函件的要求，那么，在海外投资的信用记录可能会被抹黑。

    姚桂梅提示，从法律角度来讲，中国公司拟订竞标项目合同时，应汲取在利比亚的教训，要在合同中加入涉及安全的风险成本，且必须将在当地发生政治动乱时

    将保护本企业的条款归纳进去。投资保护机制应发挥实效

    对于在非洲的基建承包商来说，一旦遭遇政治风险，就是“干得越多，损失越大”。据葛洲坝、中国建材、中国中冶和中国建筑发布的公告显示，这4家央企在利比亚被迫停工的合同总金额达到410.35亿元。据报道，葛洲坝集团此次获得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赔款1.62亿元，是其中的一笔理赔。然而，其在利比亚未完成的住宅项目合同金额超过46亿元，获得的赔偿与企业的损失相比，显然是杯水车薪。

    而与财大气粗的央企相比，很多民企遭遇政治风险后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老潘，一位曾在苏丹开中餐馆的民企老板，就在“苏丹解放运动”中撇下辛辛苦苦开起来的餐馆，逃命回国，200多万元的全部家当就此泡汤。相关报道显示，在此次利比亚战乱中，许多民企老板不甘心全部心血付之东流，冒着生命危险，选择最后撤离。由于没有相应的投资保护机制，很多民企出事之后，只能选择默默承受。

    姚桂梅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已与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但没有与利比亚签署此类协定，只能在单边机制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索赔，这种索赔不在法律框架保护下，结果很难预料。也有专家担心，中国虽然已与众多国家（地区）签署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但大多数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基于当时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状况签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外商，这些协议为外商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对中国“走出去”投资企业的保护内容涉及较少。

    姚桂梅强调，一定要建立多边或双边的投资保护机制，加强投资风险研究，建立早期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她建议，中国政府可以参加世界银行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通过这个机构直接承保各种政治风险，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跨国投资保护任重而道远

    中国企业的巨额损失让我们认识到：把资本投出去容易，但是怎么保证投出去后的财产10年、20年后仍是你的更为重要。

    非洲最大的银行南非标准银行预测，到2015年，中国在非洲投资将达到500亿美元，与2009年相比将增长70%。如何为这些投资保驾护航，将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曾表示，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以石油和资源性行业为首，其次是制造业，而这两个行业在二战后是投资所在国国有化的重灾区，中国的海外投资安全不可忽视。

    当本国的矿山、石油或其他资源“被外国人拥有”时，其掌握的产权极易成为当地民族主义的靶子，为那些想唤起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客制造了绝佳的话柄。

    目前，中国人的身影遍及非洲大陆，但是，许多中国人还不怎么真正了解非洲。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庞中英教授表示，西方关于中国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的评论也不全部是尖酸刻薄的，其中有一些经验之谈和劝诫之语。比如，一些西方研究中非关系的专家多次指出，中国并不会因为来自发展中世界，奉行不同于西方的外交政策，就在非洲有安全免疫力。西方公司和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挫折和打击，中国也将遇到。中国真正与非洲接触，尤其是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依存，是最近50年的事情，更确切说是过去十多年的事。而从罪恶的奴隶贸易开始，经过对非洲各方面的殖民，再到“非殖民化”和新的援助关系确立，欧洲人和西方人与非洲打交道已经有500年的历史。外来势力想在非洲大陆站稳脚跟并不容易。

    “一个是500年，一个是50年，不管中国外交政策和对非政策如何站立在道义的高点（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支持他们走自己选择的而非外来势力强加的道路），也只有50年的接触，中国对非洲的体验、知识还是欠缺的、稚嫩的。”庞中英说。

    专家建议，中企“走出去”必须提前请专业的研究机构做好风险评估，杜绝“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三拍项目。专家指出，西方跨国公司对非洲的政治风险评估一直在进行。他们不仅雇佣经济学家，也雇佣国别问题分析家，对投资国的政治风险进行专业评估。现在，不少中国企业和劳工还缺少风险意识，缺少对相关国家的深入了解、具体研究，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举挺进非洲，是中国企业的大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