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企业出局绿色公司百强榜

    ■孟斯

    在最近揭晓的2011年“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上，阿里巴巴、腾讯、比亚迪等中国知名企业因企业信誉问题、恶性竞争和不佳市场表现等原因被淘汰出局。

    在中国众多企业排名评选中，“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可能是最令中国企业倍感压力的评选，因为往届上榜企业的落榜同样引人关注。在今年的评选中，共有22家企业下榜，且几乎全部是知名企业。

    “我们敢做这样一个榜单也是需要勇气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刘东华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12月，由31位在中国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外交家发起。该组织创办了道农研究院和《绿公司》杂志。

    由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2011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于4月下旬在青岛举办，会上发布了2011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共评选出民营企业50强、国有控股20强和外资企业30强。

    刘东华说：“我们对绿色公司的定义是‘通过打造良性生态，赢得可持续竞争力的公司’，良性生态既包括自然生态、环境生

    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社会生态。”

    2011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榜根据企业公开信息进行评估，其中定量的关键指标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创新和信息披露程度。环境指标所占权重为25%，考察内容包括生产过程中的能耗、物耗、水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的投入和效果。此外，评审中还包括对社会争议事件的监控。

    今年的百强榜上，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和GE(中国)有限公司分列民企、国企和外企榜首。而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知名企业“登上”下榜企业名单。

    会议发布的《中国绿色公司百强报告》对企业下榜原因分析称，这些原因当中最为致命的是突破价值观的底线和在核心能力上发生的失信问题。如今年2月，以经营B2B电子商务为主营业务的阿里巴巴爆出由于其监管不力，导致大量卖家诈骗行为。以“天天低价”著称的沃尔玛中国有限公司在1月被国家发改委价检司查出部分超市虚构原价、低价招徕顾客高价结算等

    多种价格欺诈行为。

    此外，腾讯科技有限公司因向竞争对手发起恶性竞争，损害了网民对软件的自由选择权而落榜，BP(中国)有限公司因美国墨西哥湾恶性漏油事件落榜。

    报告指出，其他落榜原因包括严重破坏良性商业生态、社会生态和环境生态构建的行为，一些企业“言行不一”、“偏离实业”、“中外政策不一”、“信息披露不力”等。

    报告认为，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落榜原因是其一直宣传其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产品，却迟迟未推向市场，反而因燃油车销量成为2009年中国自主品牌轿车销量第一。其2010年第四季度又出现利润大幅度下滑。“所说与所做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报告中称，“言行不一”从本质上说就是“漂绿”行为，其含义是“一家公司以某些行为或行动宣示自身对经济责任、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进行付出，但实际上却是反其道而行”。因此原因下榜的企业还有海信集团、娃哈哈和佳能。

    道达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张裕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则因信息披露不力而落榜。

    对“偏离实业”，报告解释认为，专注于主业的企业尚难达成“绿色创新”，对于推行多元化的企业来说更是难以实现。此外，从“绿色价值观”的角度来说，多元化企业往往以利润为先导选择短期进入的行业，而这违背了绿色投资的核心原则。雅戈尔、红豆集团、奥康集团和奥克斯集团因增加开发投资性和投机性项目而落选。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虽然在全球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但未发布中国区社会责任报告，而且通过网络途径披露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信息较少，也不针对中国市场进

    行严打，被认为中外政策不一致。

    然而由于各行业特点各异，环保实践的难度差别很大。在民营企业50强榜单上，以英语培训为主要业务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43位。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轻松地说：“新东方每年都被评为绿色公司。你不评，我也是绿色公司。我反正也不制造污染，我自己和新东方人产生的都是有机肥。”

    在以“解读全球变局”为主题的论坛上，俞敏洪说：“中国企业家不能什么都揽在自己身上。”著名学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也认为，在中国，责任总是被“抢来抢去”。“市长像总经理，总经理像政治家。”

    许小年认为，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创新，而中国目前的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激励还不够。他说：“水、电、煤、油等资源价格都受到政府管制，普遍偏低，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在过去的10年，重工业所占比重上升了十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结构是越来越‘重’了。”

    该榜单选的中国评委之一、北京大学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蔡剑说：“我们希望这个评价体系找到好的制度安排，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一个好的制度，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共同进行设计，共同找到新的社会契约。”

    蔡剑还提出，希望未来的评选能够邀请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得到企业的配合，以更客观的数据反映实际情况，并通过案例和深度访谈，反映出企业在数据之下的深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