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孤行是为了到达彼岸
来源:中国贸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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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
编者按近日,主题为“新格局下的共同机遇”的2011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在大连举行。500多名学界意见领袖及商界领军人物共同把脉世界及中国经济走势,探讨新格局下的经济转型。作为东北地区最高端、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盛会,大连·中国经济论坛至今已走过3个年头。俗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本版特此聚焦年满3岁的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分享她的群星璀璨,也关注她的成长之惑。
“我说得新奇?都是旧的东西,只是你知道得少罢了!”、“让我吃饭(别跟着我)”。在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召开期间,许小年对媒体只说了这两句话,一如他一贯的风格,特立独行,孤傲冷漠,仿佛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茧。
但是,茧的下面可能就是血。在自助餐厅,许小年端着盘子转了两圈,才夹了两片面包、几根蔬菜以及两块咖喱鱼。在一个烤肉的窗口前,他终于停下脚步点菜,但很不巧,厨师很忙,头都没抬便回了一句“等会儿”。在旁人的“注目礼”中,许小年没说什么,转身离去。
这就是许小年。他从商场转战到讲台,又从经济研究到历史、人文研究;他曾是中国机构投资者评选的最佳经济分析师,却直言官方数字看不懂;他曾说,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需要邓小平理论;他还说,“我活在死后”。
他的眼光只在讲稿上
姗姗来迟,一如他参会的风格。从早上论坛一开始,许小年就“失踪了”,留下空空的座位,以及一张写有他名字的牌子。许小年的演讲时间定在11时30分,是演讲的最后一个嘉宾,但直到11时15分,许小年才赶到会场。30分钟的演讲时间,许小年只用了20分钟,而且,在整个演讲期间,他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过稿子。
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到演讲效果。几乎所有人都在饿着肚子聆听,没有人退场,并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午餐时,有人议论:“讲得真好。”
其实,他讲得远谈不上好。在20分钟的时间里,许小年念课文般读了一篇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下去”的讲稿,这个稿子在两天前曾经在某专业财经媒体上刊发,几乎一字不差。而且,其观点依然是他近一两年来反复说过的“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需要邓小平理论”。这是他一贯的主张:拥护市场化,而对宏观调控意见相左。如果对他有更多一些了解,你恐怕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市场化也许将是他毕生捍卫的理念。上世纪60年代,许小年曾经给母亲写过一封信,表达了对陕北农村贫穷的不解。当时,他在信中说,是陕北农民懒,不听毛主席的话,不搞梯田。10年后,他说他明白了:因为那时没有走市场化。从此,无论是在“中金”还是“中欧”,无论是在商界还是学界,他从没改变过自己的观点。
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论坛,多少显得有些不够尊重,但这就是许小年。有人不在乎形式,只要他露面,甚至不管他说什么,都愿意听。但也许有更多的人对他敬而远之。从散场到吃饭,几乎没有人与他交流,哪怕是礼节性的寒暄。
他活在内心的彼岸
今年4月,某财经媒体刊发了许小年的一篇人物报道,标题就是:彼岸许小年。但是,彼岸到底在哪里?也许只有他的内心才能作答。
“彼岸说”其实来自许小年自己。在他看来,能配得上这个尊贵词藻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尼采,另外一个是孔子。孔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生前很惨,‘惶惶如丧家之犬,逃难于陈蔡之间’。突然之间,我就觉得我怎么能这么理解孔子啊,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点感觉到了‘彼岸’的意思了。”许小年曾经说。尼采有一句名言:“我活在死后”,许小年也经常这样说。如此来看,在他的字典里,彼岸等于后世。
他的论调以及特立独行的方式让他拥有追随者以及反对者,他的反对者们在网络上斥责他“重理论,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食洋不化”。对此,许小年不屑一顾。他从不和反对派交流,他讽刺他们为“歌功颂德派”,简称“歌德派”。但同时,在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他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教授”。在一次论坛上,当他做完一篇论企业家精神的演讲后,台下企业家集体起立长时间鼓掌。
对于他的长期争议,让许小年渐渐背上了一层厚厚的茧。早年,他曾经说,“经济领域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是有说话的自由,不幸是滥竽充数的太多。”而最近,许小年又说,“其实我有很多话没有说,不想说,是因为不想伤害别人。”曾有一位经济学家因为一番言论而引发轩然大波,许小年很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不应该对人家这样的。”他甚至承认,“我(的观点)有一些过分。”
他更多选择用笔而不是嘴
在经历了长期的是非争议之后,如今的许小年似乎更多希望用笔来表达自己,而不是嘴。而博客就是他最好的阵地。
他在各种各样的论坛上讲得越来越少,但博客的篇幅却越来越长。除了关注经济,他的博客内容也涉及到历史、人文。比如,他写下“从秦到清,不是封建主义”、“是重塑孔子雕塑还是孔子精神”。其文字之细腻甚至不亚于当代作家。在这些博文中,既有他的思想,也包含着对自己的顾影自怜。他甚至承认,自己是孤独的。
而一旦用到嘴,似乎没有一次不给他惹麻烦。2009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许小年让数百名中国记者感到尴尬。“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吗?是你们问的问题根本就不对!”但转过身,他便与《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谈笑自如,用英文对答如流,这让所有的中国记者感到深深的刺痛。
即便在演讲中,他的嘴似乎也没给他带来什么好的效果。在本届大连·中国经济论坛上,即便演讲是照本宣科,但许小年还是不经意地说出“保障房是大跃进”这样的话。
不过,关于许小年永不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段子,如今看来却像是以讹传讹。在大连·中国经济论坛开幕前,许小年曾一度应允接受记者半个小时的采访,但最终还是又反悔了。记者曾与他的秘书有过一番交流,详细地阐述过采访想法。临行前,秘书告诉记者,许小年七八月份还将来一次大连,“我们提前联系,那时可以做一个专访。”
这也许是一句托词,但是否也在说明,许小年的内心并未外界想像的那般孤傲?或者说,孤的成分更大一些。当茧越来越厚,他也想出来透透气,他也不想总被人误读。
写过《吴敬琏传》的吴晓波曾说,“你不能指望一位经济学家‘永远正确’,也不能苛求他穷尽当代所有的困惑,然而,你却可以期望他始终保持清醒、自由思考的姿态,这是时代进步的一部分。”
也许,对许小年,也应该是这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