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卢辅圣

    ■任钦功

    卢辅圣的名字在艺术界是个“另类”，他的艺术地位让人瞩目，他的绘画创作和书法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他在艺术教育、艺术出版、艺术经营领域成绩卓著，他的艺术理论建树独到，著作等身，《天人论》、《书法生态论》、《中国文人画通鉴》等无不名震艺坛。近日恰逢卢先生在北京画院举办个人展览，使得我们有幸走近这位文化奇才、中国画名家。

    近日，我们如约来到卢辅圣老师所居住的北京饭店。

    记者：卢老师，您在学术界有着很广泛的影响，成就很高，展览办得却很少，很低调，跟现在好多的画家想法不一样。您一直在百忙之中潜心于研究和创作，回过头来看，您的创作历程经历了几个风格转变时期？

    卢辅圣：我的正式创作从70年代初开始，当时以油画为主，同时也画连环画、年画、宣传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风气，使之无缘将绘画本体作为中心问题来考虑。1977年恢复高考，我进入浙江美术学院读书，才明确中国画为自己的专业方向。由于之前有了一些创作经验，如何跳开大家共同遵循的东西，而寻找自己的独特风格，就成为我的一种自觉追求。例如毕业创作《先秦诸子百家图》，不仅综合了彩陶、帛画、壁画、画像砖等早期绘画资源，而且使用了细麻布和丙烯颜料，这在当时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意味。此后我的画虽然在形式上与别人拉开了距离，但是作为更高层次的追求，使之成为绘画性意义与绘画形式的直接转换，而不是社会性、伦理性或者说文学性意义与绘画形式的间接统一，则始终难以突破。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方面的探索始见端倪。从模糊所画人物的身份特征，淡化其动态、情节和场景，到只画人乃至脸的局部，并且画幅越画越大，内容越画越简，在更多地强调“类”而非“个”的形象属性的同时，又加入似是而非的山水画意象，再到直接从事山水画创作，在山水里糅入人物意象，是继油画转向国画之后的第二次转变。当然，后者这种逐渐求索变化以形成独特风格的过程，同时也在不断地淘汰着一些不成功的东西。比如说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画的山水画还是普遍流行的那种方式，使用着皴、擦、点、染并以水墨为主要媒介的一套绘画语言，到90年代末找到了空勾无皴的另一条路，就把前面的探索终止了。现在公开展出的这些画都是能够体现自我风格特征的近十年来的作品。

    记者：现在大家大多通过材质上的变化来追求自我风格的表现，比如，日本重彩颜料的利用是当下比较时兴的，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待？自己又是怎么通过材料的运用进行创作的？

    卢辅圣：在材质变化方面，我是比较落后的。我还是在传统的中国画材质范围内做文章，稍有不同的是，往往用渗透性和晕化性较强而容易产生偶然效果的生宣纸画出工致的情调，使之发生某种和以前不同的视觉感受，与此同时，又将绘画语言尽量简化到只是勾线和染色，在最单纯也是最本质的方式中，呈现出丰富的内涵，画面的整个气息、意象和格调，达到一种独特的耐人寻味的新境界。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想创造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去表现，超越传统，超越自己，当代还是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您为什么能做到？这是否跟您在古典诗词、文艺理论、书法等广泛领域的比较全面的修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卢辅圣：当代社会和以前社会不同之处在于，当代社会是个宽容性很大的社会，无论是艺术价值观还是艺术形态建构，都可以多种多样，多元并存，原先那种主流化的整齐划一的标准要求不再具备普遍意义，所以，艺术家的艺术发展和自我超越，既可以依托于或广泛或高深的综合修养，也可以与此相反而专注于个别有利因素，在某一点上有所突破。对于我来说，特殊的人生际遇，使我走上了依托综合修养的艺术发展道路，却并不意味着这种模式的必然合理性。也许，在自我冲动压倒自律行为、智慧论取代本体论的当代艺术语境中，更多的艺术超越恰恰来自于非修养型的艺术家。

    记者：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如果综合修养不到，在某一点是很难有突破的，很难有高品位的突破，因为在我看来这一点的突破是建立在广泛的大修养之上的，没有这样的基础想在某个学科和领域有很高品位的成就也是不可能的。

    卢辅圣：除去当代艺术语境不论，历来的艺术品就有两类不同的存在方式：一类是本色性艺术品，由少数幸运儿或者说是艺术天才，将人本质当中最本真最神奇的那部分能量不期而然地发挥到艺术形态中。这一类艺术的谛造者不需要上学，不需要文化和修养，有时候弱智的儿童、毕生家务的老太太、甚至某些动物的行为也能达到，其艺术性之奇妙，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这不可能是人类自觉追求的高、深、大的艺术境界。高、深、大的艺术还是需要文化修养，就像金字塔一样，须有庞大的基底才能支撑起尖端的高度。只不过在当前丰富多元的社会体系里，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基底，大家的艺术取向不同，文化修养不仅可以是不同类型的，而且还可以是彼此相左和相冲突的。与此同时，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可利用的机遇和条件，只要善于处理优势和劣势，做好综合选择，充分发挥有利的一面，就能有所成就，就能在当代这个宽容度很大的社会里取得一席之地。

    记者：卢老师俗务很多，出版社社长总编、朵云轩总经理、美协副主席、多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等等很多公务缠身，您是如何把俗事排除在创作之外，保持纯洁的创作精神的？

    卢辅圣：我自己感觉像一台电视机，在不同的工作情境里就转换不同的频道。除了诸多公务，空暇时间又有自己的三部分追求，一是艺术理论，二是绘画，三是书法，都没有放弃，精力分配很分散，但尽管如此，它们对于我的重要意义却不容小觑。我想是否有些内在的心理需求，被繁杂的社会事务纠缠得身心俱疲的时候，需要有一种东西去调剂，也许恰恰是书法、绘画这种东西成为我的调节剂。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现在有点像古代的文人画家，绘画创作体现为事业追求的一面并不那么强烈，而怡悦性情、调谐精神的一面则逐渐丰赡起来。当然，在传统文人阶层全面消解的今天，“逸气”、“自娱”之类早已悄然远去，所谓怡悦性情、调谐精神，只是表现为尽可能地与自身气质相协和，而较少为作品的社会性“生效”萦怀。我深知，当高度发展的现代物质生活和超越了政治、经济、民族、国度的当代图像文化，使唾手可得的高技术复制、争奇斗巧的时尚变化、即时即兴式的情绪宣泄跃居为艺术思维的主流之时，我这种漠视感官刺激和功利取向的艺术保守行为，对于扭转中国画的边缘化趋势并无助益，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它至少能起到一种自我超越作用，超越传统，超越现代，超越偏执与无休止的追逐，从而使人的生命感受不至因失去足够的自我提升力量而滑向浮躁和虚脱。这也许是我的中国画创作有些与众不同，并且常常使人感觉到静气充盈的原因之所在。

    记者：时下大多的书画家都喜欢用自己作品的价位来“炫耀”，这也包括那些身居高位的书画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用“钱”去决定他们的作品取向，您是如何看待的？

    卢辅圣：人类之所以需要艺术，就是因为有些东西不好平衡，人的欲望和现实之间永远存在着差距，而弥合或麻痹这种差距的最佳方式，则是宗教和艺术。宗教需要通过人的生活态度的极端形式来进行，艺术则不需要生活方式的极端化，只要通过一种精神净化的方式，通过审美过程来分解和转移被积压了的“利比多”。这一根本性的原理，其实贯穿着与艺术有关的所有人，包括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假如把艺术作为赚钱的手段，或者利用市场价格来为艺术价值作自我证明，那么你所追逐的仍然是欲望，艺术最主要的功能已经被异化，要创作出真正高雅高超的艺术品也就几无可能了。

    记者：从整个的文化背景下来观察，特别是我们一直在关注艺术品拍卖市场，让“亿元时代”把中国推向了艺术品交易的“世界老大”，您是中国拍卖行业的权威者之一，您是如何看待当前的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

    卢辅圣：朵云轩曾为中国艺术品拍卖敲响了第一锤，而时至现在，中国艺术品拍卖行业正处于畸形发展的阶段。西方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但始终作为三级市场在运转，它是尖端的、少数高层人群参与的、总量也不多的艺术交易活动。但在中国却成了普遍化现象，拍卖市场似乎变成了一级市场，有条件办拍卖和无条件办拍卖的人都可以办拍卖，该上拍的和不该上拍的东西都以拍卖的方式蜂拥而上，并且纷纷冲破传统拍卖规则，呈现出混乱和无序。在某个阶段里面，这也许是我们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自然会沉淀下来，慢慢整合得比较规范，艺术品市场不再会把所有的权重都押在拍卖行，其他的经营方式也因此获得相应的发展。

    记者：就此前美术界的一个案子来讲，你肯定知道，也牵扯到上海的《文汇报》。我们也采访到了一部分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他们大都表现得很无奈。原告说这种形式属于创作，被告则说不是创作。抛开案件的本身，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卢老师您给我们解读一下创作的内涵吧。

    卢辅圣：在不同的文化语境里面，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从糅合了西方艺术概念的现代文化立场上看，艺术创作，尤其是好的艺术创作，肯定需要独一无二性，需要艺术家的个性化表现，需要每一件艺术品都有独特的创意，夸张点说，哪怕是自成风格的艺术家自我制作的类同性作品，也容易遭受质疑。然而中国古代并非如此，不仅是艺术家自己的类同性作品并不影响其成为艺术品的认定，而且即使承袭了人家的风格语言也无甚大碍。当然，艺术是一个后起的新概念，这个概念古代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概念去追溯古代的那些艺术行为，或者行使对艺术的价值认定和形态认定。我想，所谓创作与否，并不取决于创作方式是否诉诸流水线，也与是否行画之类的衡量标准无关，而应该从其作品本身的质量上来判断。因为那些真正高品位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必然会区别于品牌服装之类的生产工艺，区别于用艺术的名义去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在每一件作品上都体现出艺术家的艺术个性和创造性，体现出艺术家对待艺术的虔诚心态和独立精神，进而有可能打动和感动该艺术作品的接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