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

    ■本报记者 杜宗庭  特约撰稿  童海华

    作为我国著名能源经济学者、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对当前我国能源安全等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能源战略不仅要重视‘走出去’，同时也要重视‘引进来’，实现二者并重。”林伯强认为。

    针对当前我国能源安全、“柴油荒”、成品油价格改革和资源税等热点话题，本报记者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最近，一些地方加油站出现柴油供应紧张，部分加油站已经断供。请问此次柴油荒和成品油价格机制有无关系，改革成品油定价机制能否杜绝柴油荒？

    林伯强：柴油荒说明目前柴油需求强劲，柴油供需偏紧。需求方面，GDP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此外，也有季节性原因。目前是运输旺季，加上正值秋收，对柴油的需求持续走高。供给方面，柴油生产产能大致能够保证需求。更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7月1日起，国家减免汽柴油关税，汽油进口关税仅为1%，柴油进口施行零关税政策。

    成品油短缺，国有油企需负责任。这不仅仅出于国企应有的社会责任，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成品油产业链被国企垄断，很大程度上是行政赋予的。比如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出口，对民营企业是有限制的。因此，国有油企负有保障市场供应的责任。目前民营加油站数量占全国加油站数量的比例超过45%，不保证民营加油站柴油供应，如何保证全部市场供应？

    此次柴油荒与成品油价格机制有一定关系。近期国际油价上涨，炼油企业对国内油价上调有预期，尤其在需求旺盛期会出现囤油的举动。另外，如果价格扭曲，炼厂加工积极性会下降，而如果国际柴油价格比国内贵，油企成品油出口积极性增加，进口积极性降低，从而影响国内成品油供应。

    但只要柴油需求快速增长，改革成品油价格机制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柴油荒，只能尽量把油荒控制在局部和短时间内。这是因为，如果柴油需求按年增长7%，柴油供应必须相应跟上，如果供应由于种种原因受阻，就会导致局部和短暂的油荒，这应该是经济快速增长阶段的特征之一。充足的能源供应是有成本的，因此充足供应也是相对的。

    即使柴油供应没有问题，由于能源可替代性，其他能源行业出问题也会导致柴油荒，比如缺电。当然，对于民营加油站的呼声，政府应该给予重视。成品油产业链垄断加政府定价，如果政策上没有意识、实质性留给民营加油站的生存发展空间不大，民营油企被国有油企挤出去只是时间问题。

    记者：资源税暂行条例于2011年9月21日国务院第173次常务会议通过，于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请问资源税改革将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林伯强：从宏观经济影响看，改革资源税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改革前的从量计征的油气资源税不多，目前改为5%至10%。那么，改革后的资源税，首先将直接提高油气上游开采企业至少5%的生产成本，并间接影响产业链的其他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和就业。大家尤其关注的是，资源税会推高整体能源成本，影响经济运行。另一方面，税收会提高资源成本，促进油气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抑制污染物排放和能源消耗。微观层面，从价计征对油气上游企业有立竿见影的负面成本影响。

    此次改革调整以后，我国的资源税税率仍然相对较低。对能源开采行业征收适度的资源税，可以采用渐进提高的办法，使其对宏观经济负面影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对经济造成冲击。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减轻社会负担常常是两难的政策选择，就政府来说，关键是效率与公平的平衡。资源税改革只要目的明确，设计相对合理，许多问题和可能的缺陷，可以在推出后的实践中解决并完善。

    从税负看，资源越稀缺的国家，资源税越重。日本和欧洲的能源税负较重，而资源比较丰富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则相对较轻。值得一提的是，能源重税政策并未削弱日本及欧洲各国的生产竞争力和增加社会问题，这些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高于美国。

    记者：最近有媒体介绍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麦克·史彭斯对于中国海外能源战略提出的质疑，认为中国近年来为确保能源安全，以高层从事能源外交和企业走出去战略相配合，加速锁定并竞夺海外能源供应。但是，中国这种加速获取海外能源的政策并非明智之举，反而会使得中国更依赖进口能源。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中国能源是否应该“走出去”？如何确保中国能源安全？

    林伯强：从能源对外依存看来，我国能源安全的确比较麻烦。未来我国新增石油需求将全部依靠进口资源来满足，估计石油对外依存度今后每年将会有2-3个点的增长（目前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55%）。

    除了石油，近年来我国天然气进口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对外依存增加至13%。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阶段，经济高速增长会导致能源需求快速增长。中国越来越多地依靠进口能源，或许并非明智之举，但却是不得已之举。

    中国海外石油资源开发战略被通俗地称之为“走出去”战略。其实，我国早就应该“走出去”，近几年才“走出去”，并非从容之举。此外，随着能源对外依存的增加，大幅度走高的国际能源价格对中国的影响日益增强。大幅度波动的能源价格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宏观经济和政策，因此，中国广义的能源安全应该包含能源价格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能源价格处于社会普遍认为比较高的水平，因此，社会承受力是政府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政府一方面需要鼓励能源企业的生产积极性，防止短缺；另一方面要合理减轻消费者应对能源成本的负担。政府一方面希望更为市场化地调整能源价格，另一方面又要应对高能源价格对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带来的影响。这既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也是一个必须的平衡。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将会使得这种选择和平衡更加困难，政府必须有所准备。

    实际上，与麦克·史彭斯理解的恰恰相反，中国能源“走出去”战略是建立在国际能源价格将长期持续走高的假设前提下，希望在今后能源价格高昂的时候，中国受能源价格的净影响会小一些。由于常规能源的不可再生性，能源价格长期走势将会是上涨的，量的问题会用价来体现。比如说，按目前的石油价格和我国的进口量，我们每年需要花费将近一万亿元来购买国外石油。我们没有，人家有，如果我们必须用石油的话，那么财富的转移将是巨大的。日益增大的能源对外依赖，将会使我们处于非常不利的位置。如果不相信这个，那么，可以想想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时候，除了买单，我们还能做什么？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能源战略不仅要重视“走出去”，同时也要重视“引进来”，实现二者并重。从目前情况看，能源战略的“走出去”还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和经验积累，“引进来”可能比“走出去”更有效、更安全。重要的是政府需要思考如何将“引进来”纳入中国的整体能源战略，而不是能源企业发展战略，也就是政府如何在政策上更积极地支持“引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