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法家批评系列——藤原定信

    ■任钦功

    藤原定信（1088—1156）是藤原定实的儿子，其年少时便开始学习藤原伊房（1030—1096）的书法，由于他的聪慧和勤奋，25岁（1112年）便参加了著名的西本愿寺本《三十六人集》的书写，日本书法史上著名的《贯之集下》、《顺集》、《中务集》三式法帖是藤原定信的代表性作品。藤原定信的书法成就非凡，故被《图说日本书道史》尊为日本院政期书法第一人。藤原定信不仅书法艺术彪炳日本书法史，同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小野道风的《屏风土代》、藤原行成的《白乐天诗卷》都是由于他的购藏才得以流传后世而泽及书史。

    社会变革对文化的发展有着绝对的影响，作为文化的极为重要的构成，书法也不得例外。而藤原定信所处的平安末期正是这样一个新旧体制交替的历史时期，正是这新旧社会体制的斗争却催生了新文化形式的诞生。处于平安中后期社会体制交替时期的藤原定信的出现，成为书法发展中一种新气象诞生的标志，而这种新气象不是对于和风汉字书法而是在于假名书法的成就上。我们知道，从平安前期末一直到镰仓时代，日本书法史是以“藤原氏书法”为主流的，但这一“藤原氏书法”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顺应历史而不断地求新、求变、求发展，正是这种不断的追求才使得“藤原氏书法”成就为日本书法史上持久不涸的长河。藤原定信正是“藤原氏书法”长河中的一位激流变革者，他在继承由藤原行成等创立的“世尊寺流"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创立了新的书法流派。站在历史的角度上从书法史的高度来评判，如果把藤原道子比喻为当代的“最澄”，具有着开拓创新的历史意义；那么，藤原定信则是为集大成的“空海”，成就为“整合、完善、融合”的历史意义。

    藤原定信身居皇亲贵族，有机会参与许多意义重大的书事，故流传后世的书法墨迹很多，且形式多样。其中最著名的有，西本愿寺本《三十六人集》的《贯之集下》、《顺集》、《中务集》，更有《戊辰切和汉朗咏集》（下卷）、《定信和汉朗咏抄切》、《般若理趣经》，还有为近卫天皇书写的屏风，为白河天皇书写的五七日愿文、四九日愿文，以及在圆胜寺、欢喜光院、金刚胜院、成乐院等处留下了大量的书迹墨文。如果说藤原道子的书法极尽阴柔之美，那么藤原定信的书法则极尽阳刚之能事，追求疾速锐劲的书风，并为后世尊崇和推广。

    从藤原道子的《躬恒集》可以看出，其大多使用圆笔，回环柔润；结体行文细腻和畅，如涓涓细语。而藤原定信的书法用笔则运用了很多的折方之笔，果断痛快；长线划运笔则快捷迅疾，极富弹性如弓弦在即，英雄豪情体现尽极。在章法构成上，藤原定信采用的是疏则疏、阔则阔、疏阔和谐相融，落落大方，同结字行笔天然相一，同藤原道子的细密甜美形成强烈的艺术对比。平安时代后期，日本书法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它的装饰性。

    我们知道，从日本真正文明之初的圣德太子时代开始，佛教始终贯穿于整个日本文明的发展之中，甚至成为日本政治、经济发展的主导。在时代更替前夜的平安时代晚期，社会经济、政治开始动荡不安，佛教再次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新崛起的武士阶级为了战胜传统的皇室贵族，极力呼唤新的佛教来与传统的旧佛教相抗衡，由此，促进了佛教的大发展，佛教的发展势必极大地推动写经的发展。当时写经无论是在形式，还是笔墨技巧上都达到了至善的程度，人们便开始了在装饰上的追求。平安时代中期出现了装饰经的萌芽，到11世纪中期的藤原道子初步完成了它的形式。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在其后的藤原基俊、藤原师通、藤原定实、藤原忠通、藤原朝隆等书法家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到藤原定信时期，书法的装饰之风盛行。

    藤原定信在书法的装饰上采用的是简约、精炼，如同他的书法表现，使得观者心情朗朗。在12世纪左右，随着假名文字的发展，书写书法所使用的料纸在装饰上也追求尽善尽美，有的赌云母或刷云母，有的蜡染，其中金银泥构成的折枝纹样最为流行，还有意使色纸断裂而留白，或将色彩重叠拼贴，以造成不同的装饰效果。西本愿寺《三十六人集》集合了料纸装饰的所有技法，成为了这一流行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初创时期的藤原道子，她在料纸的装饰上繁华瑞丽，同她极尽柔润之美的书法相承一脉，但这种装饰手段让观者感觉到的是“宾主”不分，奢华过之。藤原定信的出现使得这种“矛盾”得以恰到好处地解决：雅而不虚，华而不俗。

    如果说藤原道子是装饰书法的开创者的代表，那么藤原定信则是装饰书法集大成的典型代表。他从书法技法的表现；他从不同文字的交融；他从新材料的运用都把装饰书法提升到一个全新的艺术层面，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代表，而是对当时书法表现的整合，他是文化的，更是历史的。他不仅是一种艺术形态的历史展现，而是一座书法艺术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