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传承造就新老徽商财富传奇

    ■本报记者  袁远

    老徽商就如同一个传奇。从明代中叶开始，他们便名声大噪，成为全国商帮的执牛耳者。如今的人们只能在他们遗留下的残缺文书和契约中发现他们创富的真正密码。

    如今，封存的历史还没有被全然解开，新一代徽商又悄无声息地“卷土重来”。张桂平、史玉柱、王传福、祝义才、陈光标……也许大部分人还没来得及洞悉他们的安徽籍身份，就已经被他们光芒四射的商业宏图所折服。人们惊羡于新徽商的崛起，揣测他们血液里是否遗存老徽商的致富基因，感叹财富如何能跨越时代，在两代徽商间传递……安徽国际徽商协会会长周本立在研究老徽商、结识新徽商数年后，发现了两代徽商间的精神联系，也熟稔徽商精神的现代嬗变，对他的采访让我们直入徽商创富的核心。

    精神纽带联系新老徽商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传统徽商的？

    周本立：徽商是在明朝中叶形成商帮的，在清朝前期达到事业的巅峰。这期间，徽商不仅创造了富可敌国的巨大物质财富，也孵化了光彩夺目的精神文化。这种精神简而言之就是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以利取义、以信接物的诚实从业精神，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群体发展精神，以儒育商、以商载道的文化养成精神。

    记者：传统徽商精神在当代是否还有现实意义？新徽商是否继承了其中有益的商业文化？

    周本立：古代徽商的衰微到现在已经有100余年，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农业和手工业让位于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济全球化取代了过去封闭的经济体制。风云际会、世事变迁，联系新老两代徽商之间的纽带更多的是精神的纽带。在全新的土壤里诞生的新徽商，既继承了老徽商的商业文化传统，并使之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同时也开创出一片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商业文化天地。

    记者：在您看来，新徽商精神主要有哪些？

    周本立：在我看来，新徽商精神有四点内核。首先是市场意识、科学精神。新徽商跳出了简单的物物交换、互通有无，单纯赚取流通环节利润的经营模式，开始运用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产权市场，进行资本的快速扩张和非常规增值，做大做强。如今被称为“雨润王国”领袖的祝义才，创业伊始的资本仅200万元。为了尽快逼近“肉食王国”的梦想，他于2004年对南京中商流通股发起了收购，持股比例达23.17%，成为南京中商的实际控制人。接着，公司在全国范围内重组了30多家国企，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短短的几年时间，公司走完了别的企业许多年才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步入了良性增值、连续倍增之路。

    还有一部分年轻的70后、80后高学历创业者，具备很强的创新精神。他们不断超越现有产业和社会需求。科大讯飞总裁刘夜峰带领团队，在语音合成、语音识别领域都站到了世界前沿，建立了中国的语音平台，实现了语音技术的产业化。

    其次是世界眼光、战略思维。老徽商的思想和眼界受到封建社会封闭性、守旧性的束缚，没有条件，也不可能放开眼界去扫视大千世界，从对世界未来的思虑中判定自己的方位和走向。新徽商则完全不同。王传福便是以“为人类解决油的问题”为己任，他所创立的比亚迪公司，从充电电池着手，不仅使自己的镍镉电池很快成为国际品牌，而且掌握了镍氢电池和锂电池的核心技术，并占据了镍氢电池和锂电池全球市场份额的15%。接着，这位“技术狂人”义无返顾地闯入了新能源汽车的行列，使自己的充电电池与电动汽车成功嫁接，建成了电动汽车研发、测试中心和生产基地。

    创新、慈善是徽商本色

    记者：创新文化是否也是新一代徽商特有的精神财富？

    周本立：文化是徽商的特色。在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惟徽商以“亦贾亦儒”著称于世。儒学的浸润，使徽商较之其他商帮，眼界稍宽，“识量过人”，“练达明敏”，权衡轻重。尤其是在商业道德上，能“以义为利”，“以信接物”，“惟诚待人”，童叟无欺。新时代的徽商传承了古徽商的道德诚信，而在观念形态上则完全是革故鼎新的。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创新。环顾成功的徽商，无不是借助现代科技的利器，在技术和产品上标新立异；破除陈规陋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活化先进的管理模式，融入企业内核，激发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正如正威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所说：“创新是企业创造力的源泉，而创造力是企业成功的灵魂。”

    与创新文化相依相伴的是团队精神。它既是老徽商“以众帮众”精神的衍生，更是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再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挥团队精神，其表象是一种管理方式的转型，其背后则植根于财富观的深刻变革。身为苏宁电器董事长的张近东，在财富急剧增长的时候，断然实行了股权大派送，通过个人股权的稀释，达到职业经理人的“团队致富”。他的理念就是：“只有采取社会化管理的方式，将企业转化为所有员工和社会共有的资产，才能真正成长为巨型的长寿型公司。”

    记者：徽商陈光标因为慈善吸引了大量“眼球”，慈善精神是否也是徽商本色呢？

    周本立：帮扶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是企业家表达人文关怀、履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在徽商的历史传承中，这是一条延绵不绝的红线。只是新时代的徽商比起自己的先辈，具有更透彻的理念和更宽广的胸襟。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数陈光标。关于财富，他说：“我们每赚一分钱都有国家的无形股份，我们应该与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关于幸福，他说：“一个人活着，能使更多的人幸福、快乐，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

    新徽商须承担历史使命

    记者：老徽商是否也有他们的集体性弱点？这些弱点是否也在新徽商身上有所体现？

    周本立：老徽商由于受历史局限性影响，生活的时代很封闭，经营行业非常单一，主要是“盐、木、典、茶”与“丝棉粮食”等，都关乎国家经济命脉。但由于与各级政权关系密切，依附性和攀附性也就特别强。有些徽商当年起家，就有官商勾结的因素。依附权贵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徽商既享受到“政策”的优待，但也可能受到政治风浪较大的冲击。

    另外，拖着很长封建尾巴的徽商，赚了钱之后不是用于资本扩大再生产，而是买田置地，享受起奢华的生活。生活在明嘉靖、万历时期的汪道昆曾形容说，徽商“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招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座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芳华盛丽非不足也”。

    一些现代徽商当然也免不了沾染“结交权贵”的旧习，但更多的是通过公开、公平的竞争，分享政府掌握的土地、资金等公共资源和税收优惠政策，为自己的企业发展创造条件。

    记者：古代徽商的商会组织，行使什么样的职能？现在的徽商交流协会又承担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周本立：过去，一个徽商出去经商、闯荡，往往会把同乡、亲友都带出来，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就建起一个会馆，这就是早期的商会组织。会馆里的徽商之间以乡亲为纽带，互相抱团取暖，既维护徽商在当地的合法权益，也会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提供资金和人力的支持。

    而现代的徽商交流协会仍然是以安徽商人的乡情、友情为纽带，广泛联络海内外安徽商人，进行文化经济交流的非盈利性联谊社会团体，也同样具备让会员在一起抱团取暖、克服困难的现实价值。

    目前，全国共有65家徽商的商会组织，几乎遍布所有的省会城市和一部分中心城市。全国共有2万至3万名会员。我们的会员以民营企业家为主，当这些民营企业家遇到困难时，各地徽商商会还负责协调会员企业和当地政府的关系，为会员创造有利的创业环境，就如同徽商们的“娘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的安徽国际徽商协会还对很多企业进行了调查、走访，帮助他们走上转危为机的道路。很多异地徽商商会还建立起一定规模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为我们的中小企业会员提供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