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金融改革四大悬念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陶海青

    编者按：长年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的温州民间借贷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验区有望在多项领域迈出开创性步伐，比如个人海外直投、民间融资以及新型金融组织等。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意义重大，不过，本报记者经过调查和采访，却听到了另一种声音。

    事实上，早在2002年，温州就被确立为全国唯一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此后，该试验区无果而终，但温州投机资本、民间集资风潮愈演愈烈，失去实业的支撑，“钱生钱”泡沫最终破灭。在民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和“跑路潮”的大背景下，温州第二次全面推行金融改革试验，但改革前景难言乐观。

    温州，这个从来就不缺少话题的城市，屡次牵动着国人的敏感神经。

    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温州再次受到世人瞩目。但金融领域改革历来艰难，相关利益集团必然暗中博弈，温州市成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不意味着就此踏上铺满鲜花的坦途。

    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温州金融改革试验也不例外，无论是单项具体措施还是整体方案，都将面临两种结果：成功，或者失败，当然，也可能出现第三种结果——不了了之。

    近日，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公开表示，这次的温州金融改革其实是一个破冰之旅，成功的关键在于突破。温州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敢试敢为，打破现有国有银行垄断现状，营造合理的金融生态环境，让金融支持实业发展。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投融资研究部主任吴瑕分析称，几年前，中国金融改革已经提上议程。与科技、交通等领域不同，金融改革是最敏感、难度最大的。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温州金融改革可谓难上加难。

    广东省社会科学综合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黎友焕表示：“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整个思路比较完善，但能否成功或者取得成效就另当别论了。”

    种种迹象表明，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的温州民间借贷虽然云开见月，但其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至少在目前看来，依然悬念丛生。

    悬念之一：试验能否奏效？

    对此次温州试点改革，吴瑕认为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政策过紧，将阻碍民间资本发展；过松，又会产生不少问题。虽然我对改革举双手赞成，但改革之路将会很艰辛，短期内难见成效。”

    山东省济南和正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孙志峰4月7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开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只是头痛医头的简单措施。问题的根本在于金融垄断和社会信用体系的支离破碎。温州金融改革前景难言乐观。”

    浙江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记者：“之前，上级主管部门曾派了一个分析组在温州调研了一个多月。不过，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调研，不会起多大作用，温州的问题不会在短期内解决。”

    “温州金融乱象，是国际金融危机在中国延迟几年爆发的结果。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立即拨款4万亿元救市，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令中国很快走出危机，但当时情况紧迫，刺激政策推得太快，监管没跟上，导致如今这个难以控制的乱局。”大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夏操友对记者坦言，“现在，宏观审慎操作难度很大，金融机构的微观操作已被套上了不审慎的枷锁，温州金融改革要想奏效还需改变国家金融长期战略。”

    悬念之二：影响有多大？

    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一直存在，即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中国经济在不稳定的预期中前行，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难以获得长远战略投资，导致制造业滞胀，资本投机却极其盛行。

    “对于长期以来国内经济的一刀切政策，温州市政府只能剑走偏锋，从获得地方自主权上下功夫，即争取中央给予温州充分的权力搞活民间金融。”上述浙江省官员透露，温州政府能否就此有效疏导民间金融，现在无人能知，就看温州市政府在这次改革中的智慧了。

    生活在山东淄博的生意人陈少年（化名）表示：“我很关注温州金融改革，现在天天看新闻。最关注的是，在温州已经借出的资金是不是有希望要回来。接下来是，在温州实施的金融改革措施是不是可以在淄博有所变通，以利于淄博的民间金融发展。”

    “温州金融改革的影响力目前尚未显现。但浙江省的舟山群岛和温州在金融生态上有极为相似之处，民间资本较为充足，流动性较强，去年跑路的老板也不在少数。2011年8月末，温州参与民间借贷的资本约为1200亿元，舟山民间借贷资本至少也在600亿元。所以，温州金融改革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对舟山以及浙江其他地区具有现实意义。”浙江省舟山圣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戎涛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此次温州改革的大部分任务可能会取得进展，但有几项恐怕举步维艰，在12项任务中，第一、四、十、十一条任务在执行的环境、硬件和观念上尚不具备。”

    “比如第一项改革任务是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这项措施的可操作性不强。”戎涛认为，在同样的借贷利率和难易程度下，民间借贷的人员不会去登记并备案，因为大部分借贷双方都不喜欢借贷关系公之于众。中国的借贷者都喜欢保持一定的隐私性，这个心理习惯很难打破。所以，登记备案很可能流于形式。如此看来，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很可能只是美好的想法而已。

    悬念之三：信用体系何时恢复？

    温州民间资金的逐利特性早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硬伤。2008年之后，温州的资金撤离实业，中小企业无心生产，却将从银行获得的部分信贷资金用于民间借贷，或转向高回报的资本市场。数据显示，2010年温州百强企业中，有一半涉足房地产；截至2011年10月底，温州有关部门监控到的87家问题企业涉及银行贷款15.86亿元、票据9.06亿元，但这些问题企业的一级担保链企业153家，涉及银行贷款50.75亿元，二级担保链企业353家。

    在操作方式上，温州民间借贷普遍没有担保和抵押物，双方借贷只凭一张借条，有的连借条都不用，完全靠口头信用，在借钱方出现亏损或破产时，出借资金人将承担极高的信用风险。

    “民间金融对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民间金融信贷危机也影响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夏操友多次强调，温州的信贷危机，主要是由此前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的。货币收紧时，危机就显露出来，温州的信贷危机只是一个缩影。

    “跑路潮”下，温州长期以来较为稳固的草根式金融信用体系被打破。“温州民间信用体系坍塌原因是暴利引发的疯狂投机，以及背后越来越复杂的利益纠结。”戎涛感慨地表示，全国各地商人在温州都有投资。他的一个朋友在温州投资了一个项目，因为大老板跑了，投资资金无法追回。这位朋友无计可施，无奈之下表示再也不敢与温州人做生意了。

    陈少年的经历也佐证了这一点。他表示，温州民间高利贷市场疯狂扩张，高利贷月利率是10%，最高能达到30%，本金在半年就能翻一番，如此诱惑令人难以抵挡，他本人也投入了大笔资金参与放贷活动。不过，钱却打了水漂。“人都跑了，一家人瞬间人间蒸发，无处查询。借条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无处要账。”经历跨省市追款的陈少年，一脸的无奈。

    戎涛为此还专门研究了法律条文。他说：“借钱不还，只有构成诈骗才犯法，否则是民事纠纷，罪罚极轻。碰上‘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情况，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公安局至多拘留他10天半个月，你还是拿不到钱。何况跑路的太多了，公安局也管不过来了。现在，有钱的人也不敢随便出借了，民间资本变成了死钱，这是民间信用体系崩塌的直接后果。”

    种种迹象表明，温州企业成为民间金融链条的融资平台，实业发展空有其表。温州企业从银行贷款大多采用捆绑担保方式，一家企业跑路，影响整个担保群、担保链，并开始波及金融机构，温州草根金融的短板日益凸显。

    孙志峰认为，没有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专业银行不敢扶持微小企业，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或者说建立公平社会）应该是政府的核心任务之一，非一日之功，温州政府不能没作为。

    对于处在改革风口浪尖的温州来说，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重建民间信用，但何时恢复民间信用体系依然是未知数。

    悬念之四：监管如何到位？

    温州爆发信贷危机，不能完全归咎于民间金融，但也不意味着民间金融正当合理而无需监管。在过度的贪婪和投机等因素的作用下，温州企业忽视了风险控制，本该严格遵守的基本准则被破坏了，这种不受约束的金融活动加剧了危机。

    在温州金融改革方案的12项任务中有4项指向监管，表明中国政府已经预见到了改革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并制定了预防措施，也明确了监管责任。“但在12项任务中，并没有详细指出监管机构的具体任务，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依靠人治，偶然性很大。”戎涛认为，在温州金融改革过程中，监管上出现的问题肯定是此起彼伏。只有真正做到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止出现监管真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加强监测预警，温州金融改革才可能顺利推进。

    孙志峰则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可能带来利益输送，以及关联贷款扶摇直上，导致金融市场不透明甚至更严重的后果。金融监管是句空话，因为目前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这个能力，金融监管乏力甚至无人监管的情况普遍存在。”

    研究温州企业12年、第二届中国优秀策划人冯少铭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他说：“暂时还不能那么肯定温州金融改革能有效抑制愈演愈烈的民间高利贷危机，温州民间金融监管问题仍需在困局中求索。”

    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提出，一是要防止运用静态化标准去衡量温州民间金融，二是要对温州民间金融开展业务的能力和资质严格把关。

    众所周知，权利是把双刃剑，地方政府处理金融风险，往往过多干预金融机构，所以要清晰界定职责边界，防止过多权利给予当地政府。如果地方政府权利过大，就将绑架当地金融机构，把有限的金融资源导向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温州地方政府“大投入、大建设”不谋而合。因此，温州金融改革，必须有相应的监管配套措施，否则改革就可能走样。

    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认为，温州金融改革应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进行适度监管，不要重蹈美国覆辙。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认为，当前改进金融监管有效性的第一步，就是监管者的自我反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客观审视当前金融监管的系统性缺陷。在监管方式上必须创新，如果按照以前固步自封的条线监管，必然会扼杀和挫伤微型金融、民间金融以及地方和基层金融的积极性。要充分发挥政府在金融中的作用，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作用，这就涉及中央和地方的监管层次的问题，应该鼓励创新，适当放权。

    温州金融改革作为风向标，试验成功将为中国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与规范化树立标杆。然而，温州能否再破体制坚冰，创造温州新奇迹，在目前看来，依然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