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企业家：陷入理想与现实的窘境

    ■本报记者  慢舟

    2005年的一天，两名不速之客走进了田园牧歌式的青海省共和县黑马河乡。她们招呼牧民，用普通话描述着一个听来十分陌生的诉求。于是，当地藏族牧民迟疑着拿出家中的牦牛绒，交到这两个城市姑娘的手中。在收购的第一袋牛绒上，她们郑重地写下了几个当地藏族牧民看不懂的字母——Shokay（藏语，指牦牛绒），但是牧民的生活从此便与这几个字母代表的一家企业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理想主义者的冲动？

    这两位陌生的城市姑娘是28岁的香港人苏芷君和26岁的台湾人乔婉姗。在青藏高原的旅行中，她们第一次看到了牦牛，得知世界上1.4亿头牦牛中，大部分牦牛就在中国。牦牛的毛柔软而细腻，堪与澳大利亚羊毛相媲美。由此，她们决定用自己1.5万美元的项目奖金收购牦牛绒，然后拿到工厂织成毛线，再编织成衣帽和手工艺品，打开国际市场，把所获利润中的部分返还给青海牧民，用“社会企业”的模式帮助他们获得长期而稳定的收入。截至2010年，她们的公司在全世界已拥有100多个寄卖店，在青海有260个牧民家庭参与生产。而她们的公司——Shokay，则成了目前中国最被推崇的一家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一个舶来品，而它在中国的落地、发芽，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一批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冲动。

    著名的“花旦工作室”是由一名来自英国的栗发女生罗琳所创办。罗琳毕业于英国兰喀斯特大学艺术戏剧系，她认为许多问题可以用艺术的方式而非政治的方式来解决。于是，她于2005年注册成立了“花旦工作室”，以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打工妹为服务对象，通过戏剧的感染力及创新思维来帮助他们发掘潜能、树立自尊、建立自信和增强社会参与能力。而“花旦”模式最成功的案例就数“花旦”现任运营经理董芬，她便是从一个曾经被人轻视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英文娴熟、领导力优异的管理者。董芬是19岁从云南来到北京打工的，最初在北京的日子，董芬胆小、自卑、孤独无助，那时她内向，话少，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梦想。直到她走进了“花旦戏剧工作室”。无论在北京从事什么工作，到工作室参加培训已成为董芬生活的重要课程，她曾因老板不给她调班，耽误了她参加工作室的培训时间，而毫不犹豫地同老板理辩，她甚至会因此调换工作。“我不愁找不到工作，我坚信总有一个地方让我闪光。”

    小的就是美的？

    中国的社会企业大多规模不大，就员工而言，少则三五人，多至数十人；就经营额而言，少则几万元，多则不过数百万元。如果是企业，只能算小企业；如果是非营利组织，只能算微型组织。

    以“花旦工作室”为例，盈利方式有两种：一是做非盈利项目的同时积累一些经验，例如创新能力培养、跨文化冲突培养、团队培养等，以此为基础形成课程，为世界500强提供企业社会责任（CSR）培训；二是给一般企业做社会责任培训，花旦尝试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让政府为一部分项目买单。两种收入合计一般为数万元左右，数额有限，能够维持生存就算不错。记者在采访“花旦”创意总监阳阳时感到，年轻的阳阳虽然热爱自己这份事业，却也时常对企业收支不平衡、对基金会依赖过大而感到焦虑。因为当基金会拒绝支持“花旦”的行政开销时，就会让这伙视理想如生命的年轻人陷入现实的窘境。

    在采桑子创始人刘立军资金局促的社会企业里，资金问题成了企业发展最大的瓶颈。开发市场、培训苗女、设计加工产品需要钱，做文化保护、文化研究也需要钱。手里那点钱到底该往哪儿投，真是难倒了这个历经生活坎坷的中年女人。

    保护、传承苗族手工文化是刘立军创办企业的初衷，也是企业产品的灵魂，这一块的投入不能放弃；不花钱打市场、搞设计，产品销不出去，苗族文化也不能“活态传承”，同样实现不了企业发展目标。刘立军脱口对记者说出了她的肺腑之言：“这些年的创业历程，于我，就是一个不断权衡的过程，不断平衡的历程。”

    通过同社会企业家们的交流，记者感觉到，目前中国的社会企业面临的最大的矛盾，是社会公益服务与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因为产品附加值不高与人力成本高昂之间的矛盾，使得它们很难积累起足够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一些社会企业开始了新的探索。

    目前，中国还找不出像诺贝尔和平奖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那样的成功案例。格莱珉银行（孟加拉村银行）创立之初曾接受很多捐助，后来通过不断完善企业的商业化运作机制，不仅实现了企业的自给自足，而且日益扩大了企业规模，受益于格莱珉银行的贫困人口达1.5亿。

    谁来给予呵护？

    社会企业要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可能会有哪些方式呢？在和社会企业家们的讨论中，答案渐渐清晰……在公益事业发达的国家，公益基金会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即大型基金会向筹资型发展。一个国家内形成为数不多的航母式筹资型基金会，它们只管筹资并拥有雄厚的资金，通过项目招标和项目资助的方式为操作型组织注入资金。

    另一种扶持社会企业的方式是企业的社会投资。即企业家用办企业或者投资的方式将资金投到某一个社会问题上，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投资目的，不分红，但是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操作来运作。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会拿出利润的百分之几来从事社会投资。企业的社会投资可以自身运作，还可以资助其他社会企业。专家建议我国可以建立一个创新机制，建立一个社会投资型的资本市场。尤努斯就呼吁各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大力支持社会企业，“那并不需要很大一笔钱，因为社会企业只要有很少的钱就能运作下去，自给自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