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逼近 中国探索养老新出路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袁远

    编者按：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26%，并在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全球性难题，如何养老、何处养老也成为中国面临的重要民生问题之一。

    老龄人口近两亿，我们却面临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养老模式过于单一、养老服务设施严重落后的局面。加快多元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

    莉莉（化名）在北京一家美容院打工，留下妈妈一个人，在甘肃老家一个贫穷的村庄里艰难度日。刚满60岁的莉莉妈妈是个名副其实的留守老人，她的3个孩子都在外地打工，只有过年时才能得以短暂团聚。莉莉的爸爸在2010年农历小年那天发生了车祸，在用摩托车载客的途中从村里的土桥上掉了下去，摩托车把手牢牢地插到莉莉爸爸的胃里。救护车来了后，医生都没让人把他抬上车，就招呼莉莉的家人将其抬回家直接办后事。

    莉莉妈妈在丈夫去世以后，精神也崩溃了。她从来没有出过所住的村子，一直依靠莉莉爸爸生前种的几亩地维持生计。可现在，因为受严重妇科疾病和手掌上纤维瘤的困扰，莉莉妈妈无力再料理那几亩地了，也就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几个子女虽然都已成年，但都只身漂泊在外。莉莉的爷爷常常看着神情恍惚的儿媳叹气，担心以后的生活会无依无靠。

    莉莉对记者说，村里考虑到她家的现实困难，过年的时候给了她妈妈大约1万元的补助。因为这钱“师出无名”，既不能叫养老金，也不算意外保险金，只能姑且被称作抚恤金。微薄的抚恤金却惹来村里议论纷纷，大家既同情她家的遭遇，却又对这笔飞来“横财”眼红心跳。究竟该怎么堵住村民不服气的嘴，同时又能长期保障莉莉妈妈和爷爷的基本生活，让这些留守老人得到细致周到的生活照料，让村干部伤透了脑筋。

    发愁的，岂止是莉莉村里的村干部？

    现状：中国养老之殇

    在中国，像莉莉妈妈和爷爷这种丧失劳动能力，甚至需要有人照料的老人很多。但目前，中国的养老服务业却普遍存在模式单一、投入不足、设施较少、服务不够多样、专业服务人员缺乏等问题。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776亿，占总人口的13.26%。据预测，203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2.48亿，2050年将达4.37亿，届时，老年人口的比重将占总人口的31.2%，也就是说，每3到4个人当中，就会有1位是老年人。联合国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据此，中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中国是崇尚儒家文化的国家，长期以来形成了家庭养老的传统模式，养儿防老、家长主导、几代同堂等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选择家庭养老的老年人生活在家庭中，更加熟悉和自由，经济上也比较划算，家庭养老的社会硬件设施成本几乎为零。

    但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工作负担加重，家庭养老的人力成本剧增，一般家庭难以承受，赡养者疲惫不堪；加上“421型”家庭增多、“空巢家庭”出现，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方式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根据民政部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人，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以福建省为例，福建农村“空巢老人”占32.4%，城市“空巢老人”仅占18.61%。农村“空巢老人”的规模比城市发展更为快速、情况更为复杂，随之带来的养老问题也更为突出。

    求解：借鉴他国经验

    意大利蒙塞拉特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卡罗·因波扎诺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老年人口面临的困境，目前正致力于用意大利模式寻求中国养老难题的解决之道。

    卡罗说：“人口老龄化对世界各国政府来说都是个难题。中国就如同当年的意大利，城市化进程冲击了原先传统的家庭结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家庭，而大部分老年人则留在家中守候家园，也因此缺乏照料。很多生活仍然可以自理的老年人被送进了政府的养老院，也加重了社会负担。”

    卡罗还向记者介绍了意大利先进的养老模式。据介绍，意大利的养老事业不是由国家统一管理执行，而是下放到每个大区。伦巴第大区提倡居家养老，它的养老模式曾被评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养老模式——除非真正生活不能自理，政府鼓励老年人和子女一起生活在家庭中，而不是早早地将老年人推向社会。政府对家庭实行经济补贴，也会由社区型养老机构对老人提供子女不在家时的日间照料。“这个模式在意大利很受欢迎，意大利人和中国人一样，家庭观念重，有尊老爱幼的传统，三世、四世同堂的家庭也不少。政府还定期给老人的子女以及日间照料老人的护理员做培训，告诉他们如何关心老人，如何处理紧急情况，如何照料患轻度老年痴呆症的人等等。”卡罗说。

    卡罗告诉记者，这种居家养老的模式，不仅可以让老人在家庭中享受到亲情和温暖，摆脱独处的孤独感，还能减少政府开支，让政府把有限的资金用来为不能自理的老人（占比低于老人总数的10%）建立专门的养老院，同时还能调动社区和非政府组织（NGO）的社会力量，共同解决养老问题。

    不过，由于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和居家形态诸多方面的因素，欧美发达国家养老政策的共同之处是依赖社会养老功能：在社会保障体制中，老年人被赋予了独立生活的经济能力；在福利设施、服务体系以及居住环境等方面，针对老年人的生理情况，采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进行设计。以美国为例，老年人的居住设施大致分为5类：独立式住宅、老年公寓、养老院、护理院、老年养生社区，每一类辅以相应的服务管理体制。

    世界上较早进入“银发”时代的国家——英国，对老年人则采取社区照顾的模式，并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社区照顾除了为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物质支援（提供食物、安装设施、减免税收等），还为老人提供心理支持（治病、护理、传授养生之道等）和整体关怀（改善生活环境、发动周围资源予以支持等），比如安排保健医生上门为老年人看病，免处方费；保健访问者上门为老年人传授养生之道，如保暖、防止瘫痪、营养及帮助老年人预防疾病；由政府出资兴办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社区活动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一个娱乐、社交的场所，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则由中心定期派专车接送；同时，为帮助老年人摆脱孤独，促进心智健康，适当增加老年人的收入，社区为老年人提供力所能及的钟点场所——老年人工作室。

    亚洲国家中，日本、新加坡等也逐步进入了老年型国家之列。因为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些国家一方面汲取了西方社会福利养老的特点，充分赋予老年人优厚的社保；另一方面，基于传统东方家庭观念的延续，它们还致力于开发家庭养老的功能，如提倡和鼓励“多代同居”，建设两代居集合住宅和多代同堂组屋等。

    探索：尝试模式移植

    如何将其他国家解决养老问题的成功经验借鉴到中国？模式“移植”的过程会不会遭遇“中国国情”带来的尴尬？对此，卡罗对记者表示：“目前，我们正在联合中国老年学学会下属的养老与护理专业委员会，先在北京条件较好的大型养老院进行试点，对他们的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再对下一级社区型护理机构做培训。当然，任何国外的经验都不可能完全移植到中国来。我们总是针对具体问题，和中方机构重新制定培训计划。”

    卡罗举例说，比如中国的护工有初、中、高等级之分，而中国的等级和意大利的同等级并不一定可以匹配；还有翻译问题，意汉词典中没有护理行业的专业词典，这也给把意大利经验介绍到中国带来难度；同时，不同国家老年人的病症发病率不同，还需要专门针对中国老年人的常见疾病重新制定培训计划。

    “即使作为研究课题，学者们也需要专门研究3年至5年，而我们只能通过不断培训收集信息，再不断更新我们的课程，使我们的培训更符合中国国情。”卡罗说。

    眼下，中国国内许多地方按照以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补充、日间照料和公寓性养老为外延的思路，构建养老体系，但普遍存在投入不足、设施较少、服务不够多样、专业服务人员缺乏等问题，尚待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广泛探索各种形式的服务模式。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对记者说，对于居家养老，政府在加大投入为老年人兴建社区健身活动场所的基础上，还应重点建设护理型的养老机构，为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服务；进一步完善老年家庭的扶持政策，完善家庭养老服务功能，比如对老年人住所进行楼梯、门槛的无障碍改造，建设老年宜居家庭环境；建设代际亲情住宅，鼓励老年人跟子女、孙子共同居住，同时，也要营造尊老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特别要让新一代老年人积极面对社会、面对未来，增强融入社会、参与社会的能力。

    障碍：体制影响投资

    记者了解到，当前，中国的居家养老资金不足、专业护工缺乏的问题最严峻。对此，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刚义建议，地方政府每年一定要把居家养老专项资金列于财政拨款之中，也可以通过发放老年福利彩票的方式募集资金；社区可以接受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的捐赠，也可以出租社区闲置的房产资源用作公共基金；此外，可让老年人以房产作抵押，在世时享受免费养护、去世后由社区收回其房产变卖，实行“以房养老”；还可以邀请成功人士赞助，多渠道筹集服务资金。

    也有专家认为，眼下的护工大多是下岗职工，他们的素质、技能普遍偏低，且受观念影响并不认为这是一项长久工作，致使其队伍难以稳定。同时，他们大多是帮助老年人做家务和一些简单护理，其实老年人更渴望的是情感方面的慰藉、精神健康方面的沟通，但这又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对此，国内社会学者建议借鉴国外义工制度——社区为中青年志愿者和学生活动提供平台，为每个志愿者建立档案，作为他们以后升学、奖励等方面的依据；提倡街道建立以社会援助为主要内容、为困难老人提供公益服务的机制，组成志愿者队伍；高校开设相应的老年学专业，地方民政部门从高校招录专业服务人员，以培养从事老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专门人才。

    中国养老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政策和制度还不完善，尽管眼下社会资金投入养老事业的积极性较高，但也遭遇到一些体制上的障碍，致使许多投资意向搁浅、不少民间资金还在犹豫观望。一些地方民政局负责人反映，近两年，经常有私营企业前来咨询洽谈，投资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很高，但普遍面临审批难题。

    眼下，中国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较落后，高端营利性养老产业还在观望。有识之士建议，各地应该把养老产业发展列入政府议事日程，形成党政主导、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养老工作格局，应从政策上促进民办与公办福利养老机构公平竞争，扶持高端盈利养老服务发展成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