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与跨国公司结亲愿望迫切

    ■本报记者  霍玉菡  杨颖  徐淼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东部的政策和地理优势，外商投资呈现出了“孔雀东南飞”的特点。时过境迁，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袤的市场、充足的劳动力以及便捷的运输条件等“先天”因素，又让外商投资显现出了“西进”的趋势。近日，第七届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在湖南举行，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环节，河南省、湖北省等中部六省市长与跨国公司负责人共商合作事宜。这其中，不仅包含了中部各省吸引外资投资的期望，也反映出了跨国公司“西进”的发展诉求。

    公司诉求

    2011年9月，德国商会发布了2011年度在华会员企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受访会员都普遍表示要增加在华投资，而地点除了北京、广州之外，一些二线城市也成为了投资目的地。德国商会首席代表吕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德资企业对这些城市的投资计划，主要是出于对市场开拓以及成本的考虑。

    不难看出，在历经20余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东南部地区的部分产业已经进入了升级换代的阶段。一些外资就打算从东南部转移出去，而中部地区恰恰是个很好的承接地。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狄安华（TedDean）也对记者表示：“对于中国美国商会的很多会员企业来说，中部城市是一个重要市场。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我们会员企业仍致力于为中国市场提供服务和产品。今年，81%的受访者将立足于中国，为中国市场提供服务和产品。2008年，中国美国商会在一些中部城市开设了办公室，用以满足在中部地区日益增长的会员需求。放眼未来，我们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在中国中部城市寻找业务机会。”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执行总监叶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部地区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相对较低，跨国公司投资中部有助于他们继续保持成本优势。”他特别指出，中西部地区以全国10%的土地养活了全国28%的人，具有广阔的消费潜力。而这对于从事零售和消费品行业的跨国企业而言，是新的增长点。此外，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将带来基础设施和城市基建等领域的巨大投资需求，对于相关制造业的外资企业而言，在中西部省区的投资将有助于他们更加接近产品的销售区域，增加物流、销售和服务等环节的便利性。当然，跨国公司也深刻感受到中央政府对加快开发中西部地区的意愿，相关产业和市场准入等鼓励政策也趋使它们进一步加大对这些地区的实际投资。

    据了解，2006年，商务部就下达了《关于扩大开放、提高吸收外资水平、促进中部崛起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提出目标，力争中部地区吸收外资的金额有大幅增长，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

    化，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断增强。政策的向好，让中部地区受益。今年1月至4月，中部六省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27.84亿美元，同比增长26.7%，增幅高过东部和西部，是全国直接吸引外资增长最快的地区。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受严峻的全球经济形势以及中国经营成本优势减弱等因素影响，目前，中国直接利用外资已连续6个月出现负增长。但第七届中博会仍吸引了7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和跨国公司前来洽谈合作。

    在此次的中博会上，一些跨国企业明确表示了投资中部的意向。德国赛威传动（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胜利在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表示，该公司目前在中国的产值超过80亿元，在中部六省超过20亿元；家乐福集团副总裁唐嘉年认为，家乐福已在中部六省的14个城市设立了80个门店，拥有8000多名员工。未来几年，家乐福在中部的投资仍将有较大增长。

    城市定位

    然而，中国的城市，在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似乎都越长越像。这样一来，在一票长相相似的“小伙子”里选择，无论跨国公司“嫁”给谁，似乎都是个难题。

    英中贸易协会中国区总裁唐志理这样表示：“如果我是市长，我会想办法吧自己城市的特点凸显出来，让企业一眼便能记住。”

    而在中部六省的各个市长眼中，中部想要与其他地区区分开，“绿色”、“生态”、“低碳”将成为制胜关键。因此高端制造业、文化产业等新兴产业成了中部城市愿意扶植的产业。

    “株洲过去是工业城市，现在城市的定位是‘以现代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宜居城市’。”株洲市市长王群表示。他认为，任何城市，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最终目的都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好，让空气更新鲜、环境更优美。郑州市副市长薛云伟也表示，郑州旧城和新城的不同规划理念对引进外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郑州的老城人口密集，市场机会好；新城走的是宜居、和谐、绿色发展的道路。

    中部这样的定位，似乎是为了避免重蹈东南部高耗能高污染经济过快增长的覆辙。但同时，这也为想在中部发展的跨国公司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的会员企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中部城市发展绿色投资，帮助这些城市。在由中国美国商会主持的中美两国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项目中，中美能源合作项目（ECP）就包括在西安的智能城市解决方案、盐城的‘快速启动’低碳城市试点等。”狄安华对记者说。

    叶珺表示：“‘绿色’、‘生态’和‘低碳’不仅是中部地区城市发展的定位，同样也是中国在产业升级和转型中必须坚持的发展道路，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他进一步解释道，一方面，由于中部地区强调城市的绿色和低碳发展，所以带来了诸如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节能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需求，而跨国公司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环节的优势将有助于他们获得这些新的市场机会，可以将其全球范围内的新产品和技术应用在这些领域。而另一方面，对新增投资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限制条件，使得跨国公司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消耗型产业并不会因为中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结构而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若跨国公司仅仅将其在东部沿海地区无法继续生存的工厂复制到中西部地区，那么它们将不会受到欢迎。因此，跨国公司必须改变其20年前进入中国时的投资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越是在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外资企业就越容易获得“超国民待遇”。中部地区如此明晰地提出自己的定位，势必也为跨国公司的进入设置了门槛。“东南沿海地区的确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招商引资道路，利用廉价土地和生产要素吸引投资的模式难以为继。”叶珺说，“对于中部省区而言，应该在东南沿海地区摆脱困境的过程中学习并

    进行创新，充分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选择适合自身的产业集群，并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以商招商，以产促产’才能确保构建属于本地的特色产业，从而避免重复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每个公司优先考虑的因素会和整个行业有所不同，但对于企业而言，不管是本土还是国际企业，都需要理解地方政府的需要，以此来寻找商业机会。而中国美国商会认为，作为跨国公司，其商业目标和地方政府的目标应保持一致。此外，企业还需更多投身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中去，来为当地的社区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工人最大

    每年春节过后，企业的“用工荒”和“招工难”就会接茬儿上演。因为种种原因，许多工人或是离开原单位另谋高就，或是直接留在家里，边工作边照顾家庭。来自德国的博世是全球著名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厂商，其中国区总裁陈玉东说：“在我们沿海的工厂，过年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过完年有多少人还会回来。”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最大的瓶颈。

    但是，在中部这个人口资源充足的地区，这个问题似乎能够解决，而这也是跨国企业看中中部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中部城市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意愿、跨国企业中部拓展的企图，都将让蓝领工人这一阶层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严重缺乏中高级技术工人的产业格局将影响其成为真正的制造业大国。如何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工，是中部乃至全国发展面临的最大且最基础的问题。

    “跨国公司进一步深耕中部地区，会进一步刺激政府和市场加快培育人才进而带来转机。”叶珺说。陈玉东表示，目前，博世在中国有3.5万名员工，2015年将达到5万名。该公司几乎每年拿出30亿元至40亿元投向中国。“我觉得，中国城市要提供更多的蓝领工人，保持蓝领工人的稳定性，要让蓝领工人在当地安居乐业，而不是仅侧重高级管理人员。目前，沿海地区的蓝领工人的替换率很大，所以，我们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去年投资成都就花去了10多亿元。”

    对此，叶珺表示，想要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技术工人，作为企业，一方面需要加大自身培养人才的意愿，为人才的持久供应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对于本地的投资必须保持更为长久的计划性，而非短期行为。

    对政府而言，需要加大四方面的支持力度：第一，构建良性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确保高级技术人才的供应量；第二，进一步与企业共建合作平台，为企业培育自身所需人才提供政策支持，还可以构建与东部地区的人才供应合作机制；第三，构建产业集群，确保人才的通用性和适用性；第四，打造良好的城市生活居住环境，确保不仅培养人才更能留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