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东方反战巨作《哈尔滨太阳岛》

    油画，作为一种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对于西方与东方的作用有着本质的差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最具人类情怀表现、最能体现人类和平祈愿、最能表达画家内心痛楚与矛盾情感的，应该首推毕加索的反德国法西斯世界名画《格尔尼卡》和日本画家野村守夫创作于1939年的东方反战巨作《哈尔滨太阳岛》。

    日本20世纪油画巨擘野村守夫（1904～1979）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反战油画《哈尔滨太阳岛》，在我国东北民间埋 了将近80年之后，终于在2006年被我国著名收藏家沈延柱先生发现并收购，当沈先生怀着一个收藏家所应有的复杂的心情，拂去了尘封已久的世纪尘埃，这件惊世骇俗的时代巨作就这样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邂逅了。作品问世伊始，立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堪与20世纪绘画巨匠毕加索的著名反战作品《格尔尼卡》比肩颉颃的东方划时代油画巨作。

    几年来，国内更多的研究成果多倾向于画家以阔口狰狞的鲨鱼作为本国入侵者的形象，在鲨鱼的口中坐有一位即将被吞噬的中国妇女，怀中襁褓待哺，鱼腹中一辆疾速狂奔的马车，奔向渐入穷途的小道上，寓意着日本侵略者必将走投无路的结局。油画的下方绘一横卧少女，表现她与战死他乡的恋人天壤难逢。画面上还隐约可见两尊半身像，分别是亚洲军人和欧洲军人，影射日本战魁东条英机和德国的希特勒勾结发动战争、涂炭生灵。

    我们通过对画面结构的组成语言可以体味到，画家野村守夫在创作这幅油画的时候，他的心理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不能遗世独立于他所赖以生活的野蛮、狂热、膨胀的畸形社会，他也没有在理性的支配下去反对因为资源的贫乏而向他的友好邻国大动干戈的战争，因为不可否认，他本人也是掠夺资源的受益者。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资料表明画家野村守夫发表过任何明确的反战声明，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当他耳闻目睹了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灭顶灾难，同时，在战争反作用力的作用下，也同样殃及了日本人民之后，由于道德的觉悟使他感觉到了一种由于战争负罪感而带来的极大的内心压抑，从这一点上看，他又是一位自觉的人道主义者。正是在这样彷徨、矛盾心理的作用下，才迫使画家来到了沦陷区哈尔滨，在那里作为一个日本国民，他可以拥有充裕的时间和安逸的环境，构思、描述和宣泄他内心的极端苦闷。如果能还原画家的这种创作背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画面的再分析，重新认识到当时的画家野村守夫很难说是一个自觉的反战青年——因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在没有其他宗教道德背景的干预下，很难在整个躁动的军国主义的社会里，产生清晰而冷静的人类和平的主观意识。如果把他的创作动机客观地还原为当时社会中一个有良知，或者说是道德良知未泯的艺术青年，可能会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我们不愿意随便拔高画家的道德水平，因为作为年仅35岁的一位青年画家，既不可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政府，更不会在1939年就能预测到这场不义战争的失败结局。画家野村守夫的精神支柱，应该是朴素的人本思想，而不是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从这一点上看，与毕加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毕加索作为被侵略国家的反抗者，他的《格尔尼卡》所表现的是一种延续种族、捍卫家园的本能反抗和不屈精神，所以，他所寄托的精神应该是民族主义的；而野村守夫则是入侵国的一员，他在《哈尔滨太阳岛》中所表现的是战争策源国中的一位有良知的国民的一种道德压抑和痛楚，是人道主义的，如果从这两个还原点上进行比较，野村守夫应该高于毕加索。尽管东西方两位绘画巨擘所处的创作背景不一样，但是反对战争、祈愿人类和平的衷心，则是殊途同归的。我们敬佩枪口下视死如归的毕加索，更敬重珍爱人类和平、珍爱人类梦想的日本画家野村守夫。

    1997年4月，当时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向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居民专门发出一封致歉信，就60年前德国空军对这个小镇的轰炸表示“认罪”和“请求宽恕”。德国人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发自内心地向西班牙、也是向全世界所有备受战争蹂躏的无辜人民忏悔，乞求全世界人民赐予原谅之心。而日本，这个曾经给中国、也给整个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败国，不仅没有德国人那样的道德襟怀，对所犯下的罪孽自省罄竹难书，反而在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半个世纪之后，故态重萌，把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重新作为悬在向往和平、幸福、安定的日本人民头上的又一把屠刀，在伤害13亿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的同时，也伤害了无辜的日本人民。

    这，绝对是这幅反战巨作《哈尔滨太阳岛》留给日本政府的警示。

    （焉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