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聆听中国的声音

    ■陈建萍

    编者按：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走上了国际舞台。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应对当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作为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中国贸促会始终工作在中国公共外交的第一线，较早地感知到中国国际话语权偏弱的状况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发挥中介组织在运用和改造国际经济规则、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凝聚产业和行业的力量、帮助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成为中国贸促会的重大使命。

    在今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受到的不公正裁决、西方媒体的苛刻挑刺等都让国人印象深刻。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后来者，中国未能拥有与之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作为常年奔波在世界各地的老经贸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贸促会会长万季飞对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话题感触深刻，在去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还作了题为《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的发言。

    中国国际话语权与经济地位不相称

    记者：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赛场上，我们遗憾地看到，明显不公正的判罚并不鲜见。从体育赛场到国际环境，您怎么看待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

    万季飞：最近举行的伦敦奥运会再一次让大家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就国际事务、国际事件发表意见的权利及其影响力，集中表现为话题设置权、规则制订权、事务主导权、市场定价权、利益分配权。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也是中国在从世界大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过程中难以回避、必须妥善应对的问题。

    中国国际话语权较弱，主要是说我们拥有的话语权与中国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越来越不相称。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额居世界第一位，而且是人口第一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国际交往的各个领域，设置话题、制订规则、主导事务、市场定价、分配利益等的权利都没有达到与综合国力相匹配的水平。比如说南海问题，本来是历史脉络清晰、主权归属明确的问题，但由于美国挑起事端、有关国家附和，中国在国际场合表达立场以及影响国际舆论的能力比较有限，一直未能居于主动地位。在制订关于全球公共产品如极地、外太空、公海、气候、环境保护等的规则时，中国的话语权明显偏弱。不但如此，中国还往往受制于西方的国际话语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常针对中国设置话题，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人权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中国不得不“应战”，并为此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但是结果还不尽如人意。

    记者：在我们看来，提升国际话语权似乎是外交部门的事，您作为商会领袖，为什么会对此感兴趣呢？

    万季飞：中国贸促会成立于1952年5月4日，是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始终工作在中国公共外交的第一线。近十几年，中国贸促会配合国家重大外交战略承办了一系列经贸活动，如G20经贸部长会议、中欧工商领导人峰会、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论坛、中非领导人与工商界代表高层对话会、中日韩工商峰会等。由于我们经常参加、组织国际活动和国际会议，较早地感知到中国国际话语权偏弱的状况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外，中国贸促会发起设立的中国国际商会在1994年加入国际商会。国际商会是制订国际经贸规则的国际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承担政府之间谈判的职责不同，其更多的是协调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我认为，要特别重视发挥商协会等中介组织在运用和改造国际经济规则、维护国家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商协会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凝聚产业和行业的力量，帮助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投资中的摩擦和纠纷，更好地开展国际化经营，拓展国际空间，扩大行业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记者：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缺失似乎并没有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您认为，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有什么重要意义？

    万季飞：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事实上，正是由于没有很强的国际话语权，中国丧失了不少应得的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国际话语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国际话语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注意到，在欧美国家新闻媒体居于强势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不少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印象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负面的。这不利于我们很好地参与国际交往、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其次，国际话语权关系到一个国家能否获得较多利益。居于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的国家往往能够通过制订、修订规则维护和发展自身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军事利益；话语权较弱的国家则处于从属地位，利益往往没有可靠的保障。最后，国际话语权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全。无论是南斯拉夫战争、伊拉克战争，还是利比亚冲突、叙利亚内战，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些国家依靠其强势国际话语权，丑化对其不利的国家，进而引导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推翻有关国家的政权。多年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改革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某些西方国家视而不见，一味妖魔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其强势国际话语权煽动一些分裂势力危害中国安全。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国际话语权取决于国家实力

    记者：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您认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否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为什么国际话语权这种软实力不能与强大经济体这种硬实力同步发展？

    万季飞：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必然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实力得到全世界公认，二是世界各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包括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也离不开中国。有人戏称，现在是中国人在给美国人发工资。我个人认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谁都不敢小瞧的力量。但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仍然相对较弱，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从历史看，中国综合实力快速提升的基础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与国际接轨”、全方位地融入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的世界，更多的是对已经确立的国际话语权格局的接受和认同。从现实看，中国经济实力快速提升，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却没有同步提升，媒体也未能全面“与国际接轨”，国际传播能力和水平相对较低，在争夺和运用国际话语权时往往处于下风。从外部看，现行国际经济体系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话语权或者国际话语霸权，中国不可能从参与者一跃成为主导者。从内部看，中国对国际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到位，特别是对如何把综合国力转化为国际话语权优势还缺乏全面的部署，内部协调和资源整合的意识和能力不强。

    记者：相比西方国家历经百年才争取到国际话语权，中国融入世界进程的历史刚刚开始，如林毅夫成为首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朱民获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主席。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应该如何行事才能确保国家利益最大化？

    万季飞：国际话语权的获得不能等待别人赐予，而应靠自己努力，通过强化自身的实力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我们要做现有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而不是革命者、颠覆者。国际政治经济治理已经有了一套运行规则，而且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丰富，这些规则是有其合理性的。这些规则的背后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博弈。

    林毅夫、朱民登上世界舞台，是中国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的结果。他们成为这些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领导人，首先要遵从这些国际组织的运行规则，然后才有可能在一些问题上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出声音，维护更多成员国家的利益。应该看到，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人仅仅担任领导人职务还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输送更多的专家、人才参与到国际组织的具体运营中，才能了解更多的情况，更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

    记者：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都是在西方已经走完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只能按照既定规则办事，这曾经让中国拥有后发优势。随着中国日渐成为世界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完全按照别人制订的规则行事如同大象起舞。请问，国际金融危机是否为中国争取国际经济领域话语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难得机遇？

    万季飞：应该说，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对于“二战”之前的状况有很大的进步，同时，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不是某一两个国家决定的，也不完全是由某一两个国家操控的，而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参与、施加影响而形成的，也有中国的印迹。我们说中国国际话语权较弱，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话语权，也不是说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国发展是完全不利的，而是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应不断增强，在国际事务、国际事件、国际活动中享有更多的话题设置权、规则制订权、事务主导权、市场定价权、利益分配权。

    从历史经验看，国际话语权格局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动态调整。一个国家包括国际话语权在内的软实力的状况最终取决于其硬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因此，中国经济实力持续增强，最终能够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国际金融危机将带来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各主要经济体实力对比的变化，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欧美日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确实能够为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争取和提升话语权提供有利条件。但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的利益交汇点日益增多，如果国际经济大衰退，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相反，如果国际经济繁荣，中国可能在国际经贸交往中获得更多的比较利益，实现更快的发展。与此同时，不同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如果国际经济持续衰退以至于出现大萧条，政治、军事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之争也可能会影响到经济领域国际话语权的格局。因此，我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中国争取国际经济领域话语权来说是“双刃剑”，我们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其中的风险。

    占领理论制高点才能持续发声

    记者：您曾经提出，今后5年至10年是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机遇期，也是最为关键的时期。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提升国际话语权，才能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万季飞：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有适宜的国际环境、适当的时机，也需要有各方面的长期共同努力。我觉得，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放平心态，戒骄戒躁，既不要妄自菲薄，又不要妄自尊大。

    首先，要持之以恒做好自己的事情。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只有国力增强了，在国际场合发言才有底气、有影响力。因此，我们要继续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提升综合国力。要理性看待中国发展状况，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折腾”，不因国力见长而改变，不因国际利益碰撞加剧而动摇。

    其次，以平和而积极的心态参与国际事务，敢于发声，勇于维护合理权益。中国国力增强了，也需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对此，我们不必讳言，要积极提供全球公共服务产品，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制订，展现“负责任大国”的风采。在各类适宜的国际场合，我们要积极发声，不能“失语”，也不能“跟风”。

    再其次，要坚持创新，占领理论、技术等的制高点。只有领先者，才有发声的底气，才有足够的影响力。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体育领域、文化领域还是军事领域，理论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永恒的课题。是否有理论上的创新，能否切中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流，是否掌握最先进的技术，都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有足够的国际话语权。除了参与现有国际组织、国际活动，在别人的平台上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外，我认为很有必要更多地创建、发展自己的平台。

    最后，加强协调，共同努力。一方面是要注意经济领域国际话语权与其他领域国际话语权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是要注意国际话语权建设的各参与方之间的协调。不能把提升国际话语权看作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而应作为国民共同的事务，全面发动。

    记者：《功夫熊猫》本是中国题材，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不擅长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在经济领域，尤其是中国外贸依存度这么高，如何在贸易规则上用国际语言表述中国关切，进而维护中国利益？

    万季飞：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与国际接轨”。这个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做得好就更难了。我们很有必要学习国际通行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用国际工商界听得懂的语言、看得懂的行为来表述我们的立场和要求。要想更好地用国际经贸规则维护中国利益，我认为需要重点从以下4个方面做工作:一是要采取多种方式，使中国企业熟悉国际经贸规则，合理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维护自身利益；二是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要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活动，派员参与其运营工作，实际参与相应国际经贸规则的制订、修订和完善；三是要注意发挥商协会、贸促机构的作用，使一些中外经贸事务对话的参与方身份对等，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对话，而不能事事都由政府部门出面；四是要注意培养专家型人才，帮助其参与国际经贸组织的工作，从源头上占据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国际商会组织中国银行界、商界参与国际标准银行实务统一规则的修订，并向国际商会推荐国际保函专家组专家6名，推荐国际标准银行实务修订委员会起草组组员1名、顾问组专家1名。这些专家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订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