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红学大家—冯其庸

    ■本报记者  任钦功

    导语：冯其庸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家，他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造诣和成就早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熟悉。与此同时他还是位兼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文人艺术家。他有着文人对学术研究的严谨与苛求，有着对艺术的不懈努力，有着对事物探寻真理的执着追求。

    对于接到采访如此大家的任务，我的心情是紧张与激动。冯老的学识和修养作为晚辈的我们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所幸一直联系我们的冯老夫人夏老师也是位和蔼可亲，宽己待人的谦和学者。经过简短的沟通，我们和冯老约定在位于通州的寓所接受《中国贸易报·艺术投资》周刊的访问。

    如约来到冯老位于通州的家——一座简单素朴的二层小楼。轻叩门环，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夏老师。踏入小院，一阵古朴清新之风迎面袭来，跃入眼帘的是江南园林中常见的太湖石，石后紫藤垂蔓，凉荫伸展出，稀疏几株罕见的古梅之间点缀着娇艳的牡丹，似一幅天然美景的国画写生。移步书房，角落堆的秦砖、汉瓦、石雕、铜像等，架子上尽是古书。

    我们的采访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记者：冯老，您好！作为红学大儒，首先重要的一点是要具备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那个特殊年代，您是怎样与之结缘，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

    冯老：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情结，一辈子都在作学术研究，也是遂了我读书时的心愿。我儿时正赶上抗战，读小学五年级时就辍学在家做劳力，种田、做苦力。但我喜欢读书，中学时就发表过文章诗词，遗憾的是未能读到毕业。1946年春读无锡国专，当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前期，偶然的机会使我接触了一些延安的小说，比如《李有才板话》等，正是在这种延安精神的鼓舞下，我参加了当时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但我主要还是在学校读书。后来由于无锡国民党城防指挥部要大搜捕，我也在黑名单里，组织通知我赶紧转移，我就离开无锡去了上海，在上海的无锡国专继续完成我的学业。那时无锡国专上海分校也有地下党，但当时都是单线联系，所以我没有进入上海的组织。那时无锡、上海的学校里有不少学术名家，如王蘧常、童书业、钱仲联、朱东润等先生都是我的老师，还有钱穆先生他曾来作过讲演，后来去了台湾。在那里我才真正得以系统地学习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受到许多良师的熏陶、启发，领我走上了学习研究传统文化的道路。

    记者：冯老不仅在人生际遇上从容达观，在艺术创作上更是气量宏阔。先生曾在自己的画作上题道：“老夫不是丹青手，为有胸中逸气生。”以画为寄，以书画的方式抒发胸臆，表露出文人画家对书画创作的一个本质态度。

    您似乎同当下的很多名人艺术家不一样，很少出席一些商业活动，也不见您的书画作品参加拍卖等炒作，您是如何看待您的艺术创作的？

    冯老：我是做学问的，不是卖字画的。写字画画一直只是我的爱好，幼年临习《芥子园画谱》，后在无锡有幸得遇著名山水画家诸健秋先生，我与这位老先生可谓有缘。一次偶然的机会，诸老先生从我朋友处看到我画的扇面后对他说：“你跟我学了三年还不如他画的这几笔！”这位学生因此便把我介绍给诸老先生，诸老先生了解到我家境困难，负担不起学习画画开支的境况后，当即说道：“如果你喜欢画画到我家里来看我画，不必拜我为师，因为拜师要花很多钱，要办酒。”就这样，我一有空就到他家里看他画画，他作画时是不说话的，到休息时就给我讲，他在书房里挂了许多字画让我欣赏。他说过：“看就是学。看了你就明白了，用不着手把手一遍一遍地教。”

    至此，我才知道，山水画是怎么画的，要从哪里下手，当时读中学没有时间练习，但对画画的技法已了解了一些。由于没有钱交学费，只读了一年高中，就回家种地了，但我从未间断过这种看似随意的创作，后来进入到无锡国专学习亦是如此。后又有幸得到刘海粟、朱屺瞻、唐云、谢稚柳、周怀民、许麟庐等知名画家的指导，才慢慢地自己开始画画。

    我在无锡女中任职4年后，1954年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任教。到了北京以后，我画画的时间多了一些，接触的书画界名家也多了，刘海粟先生来北京的时候经常到我画室看我的画，还有朱屺瞻、唐云、谢稚柳等名家。当然，我并没因为绘画而耽搁我的学术研究。

    记者：冯先生的足迹遍及名山大川，在直接登山临水中领会名山大川的真性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十次去西域考察，多次沿走玄奘法师求法之路，三上帕米尔高原，两登喀拉昆仑之巅，寻瓦罕古道，进楼兰，探罗布泊，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冯老这般读书破万卷，行路临绝域实属少见。您为什么在古稀之年还要坚持深入到那些凶险的地方亲自考证研究？

    冯老：1998年8月，76岁的我第七次上帕米尔高原，于海拔4700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回国以后1355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动了当时的中外学术界。2005年8月15日，我第三次上帕米尔高原，在明铁盖山口为玄奘立东归碑记，同年9月26日，我从米兰进入罗布泊、楼兰，到龙城、白龙堆，我还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积数年之力绕塔里木盆地一周。我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我们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到了罗布泊才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记者：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哪里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冯老：印象深刻的哪止一处，明铁盖、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是永远难忘的。这里且说说我的祁连山之行。我一见到祁连山的景色就特别喜欢。山顶悬崖上两座保存十分完整的古庙，像北魏时期的，对面是一片红叶，漂亮极了，悬崖底下包括我站的地方一大片白桦树，白的树干，黄的叶子，点缀着许多红叶……哎呀！这就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啊，回来后我凭着记忆画了两幅画。

    新疆的地貌太奇特了，难以想象！这个山是红颜色的，大红！有人问：“山怎么是红的？”我说：“你们不去看你就不知道！这不是我想出来的，因为那里的山本来就是那么红，不仅有红的，还有黄的，还有灰白色的。在库车有一处山，老百姓称它为‘五色山’，就是五种颜色的大山，不是一部分红，不是那样，几座绵延千米的大山相连，一座全是红的，另一座全是黄色的，远处还有一座大山是白色的，去那里，要是碰到晴天，漂亮得不得了哟！”。这就是艺术的创作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自然。

    记者：在您现在创作的这些重彩作品中，出现的钩、皴、点、染几乎完全找不到与古人相对应的，您是如何寻找到这种绘画语言的？

    冯老：当然我画的色彩比实物要强烈一些，但碰上晴天，在阳光直射之下，色彩强烈极了，跟画上的颜色没有多大差异；如果在阴天，那颜色要昏暗一点，但都是红颜色，这些奇景都是历经了上千万年由风蚀而成。这种原始地貌能够保留至今实在太珍贵了，我庆幸当时留下了许多图片资料，但现在恐怕已经又有变化了。所以说，我的绘画语言也是大自然的语言，只不过我用我的画笔进行了再表现。

    记者：现今很多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无论从表现形式还是精神内容都受到了西方绘画的影响，其传达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似乎太少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冯老：现今，国内一些美院将重点放在西洋画教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绘画，这是非常不对的，本末倒置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也曾吸纳了许多的外来文化，但始终是以我为主。中国人学油画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不要抛掉了自己，而用外国的替代中国的。中国画比西方油画历史早得多，我国历史上有大批名画家、名作，西方人认作珍宝，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再借鉴国外好的东西。一位英国的知名导演看到我的画就奇怪地说：“中国画也有这么强烈的颜色吗？”我告诉他我是用中国绘画的传统色彩所表现的，是真正的中国传统绘画。

    我觉得创新重要，但首先要继承，没有继承哪里来创新？新的思想当然要新的表现手法，但这新表现手法是建立在传统表现手法基础上的。我们的山水画从古到今，一直在变，山水画的各种画法都要临摹，作为学习，要体会其中的精髓，就是通过学习他的用笔方法、构图方法，怎样表现山的特殊形态的，再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现代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学习传统会死于传统。其实，学传统是打基础，理解古人，更重要的是要下苦功，要跑很多地方，看真山真水，如此累积沉淀才能使传统与现实融化，才能走得更远更高。国画是民族形式，自然具有民族味道、民族风格。中华传统文化是历代智慧与经验的延续，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财富，画家要明白这个道理。画中国画一定要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在此基础上传递现代的思想，那么自然而然会有新的意境出来，不学传统，你就没有基础，没有根，中国画的根既在于传统，也在于现实。

    记者：您认为在画画、治学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冯老：那年我们一行人来到钟南山，爬到山腰时，同行的人已经走不动了，我就一个人朝着山顶方向继续前进。钟南山山势俊美，景色秀丽，越往高处景色越奇特。当时正值冬季，阳光覆盖在雪后的山顶上，远望秦岭，碧蓝碧蓝的像蓝宝石，闪闪发光，真是美不胜收！可惜，同行的人没能看到这样的美景。其实，做人做事，作画治学，和爬山是一个道理，贵在坚持！

    采访后记：

    冯其庸先生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少年，成为如今的红学大家、艺术绘画大家，时至今日仍在孜孜以求地研究学问，探寻艺术的真谛，游历名山，感受造化之奇，探寻古人，弥补今之不足。感动于他对人生永无止境的追求，所以，在他的笔下才会有如此雄伟壮丽的诗文书画！感动于他的人格魅力，相信留给我们后来者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