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马迷途（中篇小说）

    （上接L2版）

    孟书记忽然说：“覃书记、王市长，你们怎么看着卞前一伙人把一位老人送上绝路，如果抢救不过来，市委怎么向群众交待！”覃书记说：“我知道这件事，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曾与卞前说过，通过老马借钱，要想办法还上，不要让老马为难，他也答应了。谁知三年多了，却一分钱也没还。”冯源接着说：“老马是我们的老领导，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30多年，深知他的人品，办事认真，勇于承担责任，一诺千金，从不失信于人。他的弱点就是过分相信别人。以前运动中为此吃了不少亏，老了仍不改初衷。前些日子我到省里去看他，他还讲刚开始卞前找他时他不好推辞，还说一个县委书记讲话怎能不算数？深悔自己老了却办了一件糊涂事。我说又不是你欠钱，你那么急干什么？但他却说，经济账可以用数字计算，人情债、人格债、良心债重如泰山，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终生遗憾。这件事使这位正直的老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这时柴樵夫以惯有的幽默和善于嘲讽的口气说：“我当面对老马说过‘下台的省长斗不过台上的乡长。’”一语即出，使在座的人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他。他继续说：“当时新官镇因老马为其牵线得到了这笔资金，建成了青岩水泥厂、白鹭洲宾馆。这几年又是现场会，又是中央部长领导视察，他们出尽了风头。政绩有了，名声有了，官也升了。可是老马几次来新官镇恳求他们还债，甚至给他们下跪，他们仍是无动于衷。正如人们讲的，新官镇不相信眼泪，反嫌老头子罗嗦。还说‘又不是欠你的钱，多管闲事。’稍有良知的人能这么说吗？老马是忍无可忍、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现在来看，助人为乐这句话要慎用，搞不好是助人害已、助恶害善、助官害民。”朱同年这时把压抑心头几年的话在市委领导面前一吐为快，并带气地说：“市委两位领导，不知你们对西洲县和新官镇的情况了解多少，外面一片辉煌，内部一团漆黑。富民集团公司就像青岩水泥厂那座大烟囱，从外表看高耸入云，可内部从上到下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洞，他们不是欠省建设投资公司这点儿钱，这只是总负债的零头。你知道他们欠国家多少贷款，群众集资款又有多少，群众义务工出了多少？他们就是这样到处制造所谓的政绩，大搞形象工程，大搞只有产值没有效益的重复建设，弄虚作假，骗取信任，骗取荣誉，骗取升职。这下好了！他们拍屁股走了，现在企业亏损、职工下岗、财政赤字，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表面看是流光溢彩的‘政绩’，而实际上是给西洲县和新官镇人民留下子子孙孙也还不清的债。难道这就是思想解放开拓型的干部？”柴樵夫接着朱同年的话茬说：“明代一位学者说，‘宽厚深沉，运识兼照，造福于无形，消祸于后代，无智名勇功，而天下阴受其赐。’他们倒好，造福于自己，遗祸后代。知名勇功于外，全县人民深受其害。”覃书记和王市长听了这些议论心情很不平静地说：“你们所谈的，对我们是个深刻的教育，应该很好地总结我们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新官镇这几年工作有成绩，也确有很深刻的教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事，离开这个原则，好事也会办坏。”他们的谈话被门外的喧闹声打断了。

    （四）

    老干部病房门口聚集着十多个人要进病房看望老马，门口有两位护士阻拦着。覃书记走出来问：“什么事？”一位护士说：“他们硬要进去，我给他们讲老马正在抢救，不能探视，怎么劝也不听！”那些人一见覃书记就齐声说：“我们进去看一眼就出来，绝不惊忧。”覃书记只好让护士带着他们进病房，轻手轻脚地看了一下。

    从病房走到接待室门口，忽然有一位农民打扮的的老人跟覃书记说：“我们有话对覃书记说。”覃说：“请屋里坐。”随着老人一齐进来的七八个人也坐下来。这时，那位老人说：“我们是东洲县大河乡中港村的，我叫邵福贵，当过20多年支部书记，现在退了。”他拍着紧靠他坐的一位中年人的肩膀说：“他是现任支书叫邵国志，还有他，”他指着坐在一边的一位老人：“他叫邵福明，老马在四清运动时就住他家。村里派我们三人为代表来看老马。老马可是个好人呀！怎么让人气成这个样子，我们心疼啊！我们村过去是个水来水去的地方，是老马在那里带我们修了大堤，第二年就遇到大洪水，新堤难挡水，都说保不住了，大家想下堤。老马说：‘谁也不能下堤，我同大家一起坚守大堤，人在堤在，水涨堤长，水一天不退，我们一天不下堤。’老马硬是与大家一起坚持了七天七夜，洪水退了，垸子保住了。群众都说：搭帮马伯伯，一万多人的生命财产免受一场灾难。还有四清运动时，马伯住他家……福明你自己说吧。”坐在一边的老人接着说：“马伯住在我家，有一天半夜，我突然得了急性盲肠炎，是马伯和我弟弟两人拉着板车，连夜走了十五公里路把我送到县城医院，医生一看是马伯亲自送来的病人，连夜动手术，才救了我这条命。当时我家没钱，住院费20多块，也是马伯给我付的，到现在我也没还他……”

    覃书记侧着身子认真听完他们的谈话，正身望到三位穿西装的青年人，略想了想说：“你们不是南湖县的吗？怎么也来了？”三人齐说：“是，我叫王大有，是中鱼口乡党委书记，他是上鱼口乡党委书记，叫万振华，他是下鱼口乡党委书记赵风。覃书记了解，我们三个乡是一个大垸，1983年发大水溃垸受灾，从秋天到冬天，又到第二年春天，上面一批接着一批来人慰问灾民，查看灾情，来一批，汇报一次，招待一次，一个乡招待费就花了好几万元，可是灾民的实际问题没人解决。到了三月，老马从省里来了，他是从农村到省里去的干部，熟悉农业生产和农村的情况，看到这个季节种子还未落实，化肥、农药都无着落，农民还在四处借口粮、借种子、打工奔生活，便说‘还不抓紧春耕生产，秋后怎么办？’他当即拍板，从省里直接拨给100万斤种子粮指标，并给了100万元政府贴息贷款和1000吨平价尿素。更使我们感动的是，那天他们一行10多人的中饭和晚饭都没在乡政府吃，而是在乡政府对面的个体餐馆每人吃了一碗面，便连夜回到省里，第二天亲自找粮食、跑银行和生产资料部门落实钱、粮、肥数字，严令‘三天到乡，七天到户。’老百姓都说：‘这次真来了一位救灾的官。’那年真仗着老马的支持获了大丰收，群众至今念念不忘。这次听说老马病重入院，许多干部、老支书都要来看他，我们三人合计，还是我们做代表吧。覃书记，老马是个好领导，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药费不够大家来凑!”

    这时一位穿中山装的老干部说：“我是北洲县的，叫康建明，原来是县农办主任，现在退休了。今天我们县里来了一车人，因为人多进不来，让我当代表有话向市委领导说。老马在我们县工作时的政绩就不讲了，解放干部落实政策也不讲了，只讲老马勇于承担责任为下级挑担子的事。在批林批孔时，我母亲死了，乡里有个习俗要做道场，我制止不了，身不由己披麻戴孝送葬。当时地委知道这事后派人调查我，说我顶风作案，带头搞孔老二那一套，非要开除我的党籍，地委管党群的副书记给老马打电话，老马坚决不同意，说不能随便处理一个干部，农村习俗怎么能一下子就改得了呢？最后老马竟与那位副书记吵起来说：‘要处分，你先处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首先是我没搞好批林批孔，不能因为我的工作没搞好，出了问题就处分下级！’说着就把电话挂了。这时在一旁办公的干部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老马那时保护和解放的干部不光是我一个人，而是有一大批。马老在‘四人帮’横行时能做到这一点非常难得。这次听说老马被人气病了，大家都很气愤，真要有个三长两短，大家都要到市里来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站在门口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工人说：“老马那时的工作作风现在很少看到了，他当专员时，常坐班车下乡，我当时是司机，有两次他都是与群众一道坐我开的班车到西洲县乡下的。”

    此时覃书记觉得大家要讲的话一时难讲完，连忙说：“老马是我们的老领导，也是好领导，不论在地区和在省里工作，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对他的为人大家都知道，也很钦佩。这次老马住院，我们一定安排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想尽一切办法把他老人家的病治好，大家放心，请回去静候佳音吧。”覃书记见人们含着眼泪陆继离开，便对王市长说：“一位领导干部能做到这个份上也够意思了。人活在世上只有几十年，要做几件让世人颂扬怀念的事也无愧人生了。”王市长说：“老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且这个福是实实在在的。看来为官真正的政绩不在表面上、不在报上，也不在电视上，而是在老百姓心中。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呀！”

    （五）

    新调任的西洲县委书记郝阳，四十五岁，上世纪70年代高中毕业后，当过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公社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初读了两年农学院，算是有了大专文凭；其后当过副县长、县长，两年前当了东洲县委书记。当省委决定调卞前走时，市委便建议把他调到西洲县。虽然是平调，但东洲县只是一个40万人口的小县，西洲县则是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大县，还是省里重视的先进典型，当然也属一种重用。郝阳刚来县里不久，还没安家，临时住在县委招待所二楼东南角的套间里，这里原来是县委接待上级首长的，自白鹭洲宾馆建成接待中心后就没有重要客人住了，因此室内陈设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

    郝阳自那天在白鹭洲宾馆亲眼见到老马病倒和那份“静坐公告”后，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便驱车到乡里转了一大圈，回来吃了晚饭，边看电视，边想明天的汇报会怎么开。忽然陈重推门进来，带着怒气说：“新官镇这个党委书记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随便安排，干什么都行。蒋天化一味抱卞前的大腿，把新官镇搞成一个太虚幻境，留下一个千疮百孔如牛负重的烂摊子，我无法收拾。自从中央部长领导视察后，他预感到卞前要提调了，如卞前走，他留下来，再干下去，问题爆发，他会身败名裂，因此他就让卞前帮他活动到市里，卞前为酬谢他这几年为自己鞍前马后、不择手段创造政绩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也想把他提拔一下，使其知恩图报，封住其口，免得影响自己的威信。他们的用心非常深远。”郝阳连忙制止他说：“不讲这些了。新官镇如牛负重，就是债务累累吧。那么千疮百孔做何解释？”

    “我给你讲三件恼火的事。一是前几年他修街、修庙不修堤，年年修堤任务都完不成。前天，市防汛指挥部下了命令，今冬明春要把大堤修到20年一遇防洪标准，还要我们把砖厂关掉，外洲上的土不准再取了，将朝天口砸死，不能搞临时的，要防特大洪水。砖厂关掉，人怎么安排，一堆机械设备成了废铁。二是他们搞的那个开发区，开而不发，把200多亩好地、好田都埋上了一公尺高的黄土，中间只修了一条马路，两旁竖起水泥电线杆，和一栋孤立的开发区办公楼形影相吊，一个外商也没招来，一座工厂也没盖。这里原来的一百多户人家、一百多劳动力都安排在镇棉纺厂。现在棉纺厂停产，劳动力下岗，可是他们回家没有地可种，生活无着落，天天找镇政府吵‘还我田地’，镇政府又从哪里找地去。三是修岳王庙和仿古一条街的搬迁户，至今还有200多户居民没安置，在后街搭起的棚户居住，有的一家三代人挤在一起。下雨天更惨，大雨大漏，小雨小漏，雨停还有三天漏，他们天天找镇政府要住房。我一去，群众都围过来，有的老太太下跪要求解决住房问题，面对惨景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郝书记，你说这叫不叫千疮百孔，又叫我从哪里挖这些肉补这些疮！”他越讲越气愤，声音越大，从坐着讲到站起来讲，在屋里来回走动。郝阳忙摆手叫他坐下：“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并递给他一支烟，两个人点燃烟吸了一口，稍停了一会儿，陈重忽然想起了什么，“嗷！”了一声说：“刚才我只顾发火了，把正事忘了。”郝阳说：“闹了半天，你还没讲到正题呀！你特意汇报的是什么事？”陈重说：“前天省建设投资公司舒副总经理打来电话，说徐副省长到他们公司传达了省委常委对他们公司发生的问题的三条处理决定。”说着他便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这是电话记录”便念道：

    “一、方音未经批准，发企业集资债券是非法的。集资债券到期既未偿还，也未报告，更未采取预防措施，导致发生群众冲击公司的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决定撤销其总经理职务。但鉴于集资是用于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方从中没有中饱私囊，不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由省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各为大洲富民集团公司提供1000万元的贷款；富民集团公司归还省建设投资公司的集资本金；省建设投资公司在春节前全部退还集资债券人的本金，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利率由富民集团公司筹资偿还，但必须在六月前将这笔资金划到省建设投资公司账上。

    三、大洲市、西洲县要加强对富民集团公司的领导和支持，促其开拓经营，搞好管理，提高效益，实现乡镇企业第二次创业。”

    陈重念完电话记录没等郝阳开口又说：“舒副总经理让我们明天去省里办贷款就地划拔手续。其实人家方总怎么没汇报，半年前就向主管部门领导和主管副省长汇报了，可是都打官腔不解决问题。这一闹好了，现在有些事就是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

    郝阳听后，从中悟出了省委的意图，要保全省第一镇这面旗帜，否则对中央和全省人民都不好交待，这也是保全了创造全省第一镇和创造全省60个第一的西洲县英雄。既然这样，新官镇的难题还是要找市里、省里解决，这叫创造个人政绩，国家承担债务。当然，他的这些看法没对陈重说明，而是以认真的态度对陈重说：“省委的决定我们拥护。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把企业搞活，你抓紧做两个计划，一是产品要有销路，了解一下因缺少流动资金而不能满负荷生产的企业急需注入多少流动资金；二是企业必需上的技术改造项目需要多少资金，把这两个材料准备好，专门向市里和省里汇报一次，争取得到资金支持，把企业生产搞上去，把经济搞活，这是正题，其他话都不讲了。市委让你兼任新官镇党委书记，不干也得干，枷板扛在肩上，这个车不拉也不行。”

    他俩正说着，忽然县公安局局长汪彪推门进来。“郝书记，汇报一下花圈问题。”陈重故做惊奇地问：“什么花圈问题。”其实他早已听说过。郝阳说：“卞前搬家那天，凌晨五时，在县城十字街口，兀突地摆上了一个大花圈，上面还写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三年书记，名满四方’，下联曰‘一人高升，万人忧愁’，没横批。同时在县委会门口也摆了一个花圈，上面也有一副对联，上曰‘名利双收般般有，’下曰‘升官发财样样先’，横批‘唯缺此物’。显然是针对卞前的，当时被巡警发现后，报告了公安局局长汪彪，他给我打电话，我叫他立即把花圈收起来，这事我对谁也没讲。”陈重说：“精彩！花圈送得好，对联写得也好，你怎么不让他摆着，让卞前看看做何感想？”郝阳说：“人都调走了，何必给人家那么难堪呢。”汪局长说：经“初步调查，县委门口的花圈是机关干部宿舍大院的两个人送来的；十字街口那个花圈是韭菜园居民小区送的，也是两个人，墨迹都在，只要经过技术鉴定，很快就可查出是谁写的。”郝阳沉思了一会儿说：“算了，花圈销毁，不要再查了，不要声张，也不要上报，此事到此为止。”汪彪说：“实际上许多人都知道，机关干部上班时都在当故事讲。”郝阳说：“群众的嘴封不住，领导的嘴必须封住。”他俩齐问：“这是为什么？”郝阳说：“不为什么！按我说的办。”俩人想了想发出会心地一笑，竖起大拇指对郝阳说：“高！高呀！”

    第二天，郝阳主持的小型汇报会只有副书记王连臣、陈重和常务副县长陶玉成参加，还有一个工作人员记录。采取像医生看病的方式，听完一个汇报，再来下一个。这样各单位单独汇报，互不通报、互不干扰、互不看眼色行事，给下级创造了一个讲实话的机会，领导也能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不听则已，越听越感觉压力大，越觉得工作有难度，越感觉到坐不住。财政局汇报县财政赤字累计达8000多万元，月月为工资发愁，省里规定每人应增发的工资和补贴，县里只发了一半。不仅县财政出现赤字，连乡级财政和村级财政也负债累累，全县30多个乡镇，乡乡赤字，负债少则100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全县3000多个村，70%的村债台高筑，少则10万元，多达80万元，乡村两级累计共负债约3亿元，其原因是：这几年在树政绩、创业绩的口号下追求产值高速度，盲目投资造成企业亏损；追求面貌改变，大搞“形象工程”；追求各项事业升级达标，创全省第一；加之挥霍浪费、请客送礼拉关系等。

    乡镇企业局汇报：全县上报乡镇企业总产值达53亿元，由前几年的第五十几名一跃成为全省排名第三、全省“四小龙”之一。问他们有多少水分？谁都说肯定有水分，但到底多少，谁也说不准。实际上大家都有底，只是这个数字游戏玩笑开得太大。税务局的人说：“先进的产值，落后的税收。”现在数字水分不管他，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一批重点企业面临困境。前几年强调争大项目、抓大企业、创亿元产值，仅水泥一项，全县增加了近100万吨的生产能力，哪里找那么多销路，现在大部分已停产。西峰乡距县城80多公里，一条羊肠公路给交通带来不便，乡里只产石灰石，花了5000多万元建了一个年产10多万吨的水泥厂，煤炭运进去，水泥运出来，光运输成本每吨就达80多元，越生产越亏，只得停产。现在乡党委书记也调走了，成了典型的上项目拍脑袋、要贷款拍胸脯、还债拍屁股（走了）的“三拍”项目了。

    农委汇报：年年喊减轻农民负担，实际农民负担年年加重。去年上报农民人均负担80元，不超过上年收入的5%，实际上人均负担是180多元，占上年收入的12%以上，本来乡村提留就够呛了，又搞“两个百年大计”。乡村集资办教育，育人是百年大计，在新官镇开现场会，为了教育达标，提出“一年建校，五年还账。”用“集一点、借一点、贷一点、垫一点、赊一点”的五点方法；县里搞基础工程百年大计：集资建桥、修体育馆、搞开发区，三年共向农民集资5000多万元，县委书记亲自在大会上公布各乡交集资款的进度，进度慢的被点名批评，给下边带来很大压力。上面压任务，下面就强迫命令乡村干部开着车子、带着袋子、拿着绳子和铐子，收款、收谷、牵猪赶羊。前年，西峰乡副乡长于国清带着10多人到沙岭村农民覃三保家催欠款，他家共欠1240元提留款和集资款，让他一次交清。覃三保说，前两天他四处借钱，连高利贷都没借到，要求缓期。催交组不答应，硬是要撮谷牵猪，“你们把稻谷都拉走，我家吃什么？”在覃三保的再三苦苦哀求和保证10天内把款交齐后才未撮谷。催交组走后，覃三保和妻子连夜四处借钱，跑了几天只借到300元，把家里的猪和黄豆都卖了，只凑到600元，他千方百计也凑不足钱，眼看期限又到了，觉得没有活路，便在半夜喝了农药自杀了。讲到这里，郝阳插话说：“这户人家我这次下乡看了，真穷，也真可怜。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两个孩子，还养一个老婆婆，自她丈夫死后，家中值钱一点儿的东西都卖光了，人称是四无户：房子无壁，只用茅草篱笆以挡风寒；床上无被，两张木板上垫着稻草，上面各放一张烂棉絮；柜中无衣，就一件换洗衣服，洗了就挂在那里晾着；仓里无谷，瓦缸里还剩几十斤米，吃到春节就没了。我看后心里很不好过，让乡政府找民政局先救济两床棉被和几件衣服，再拨农村救济款每月定额救济100元。覃三保家所以这么困难与我们工作中执行强迫命令有很大的关系!人死了，善后工作要做好。”农委接着汇报说：“全县上报没有贫困乡了，但实际上西边山区还有五个贫困乡，六万多口人收入不足500元，风调雨顺的年景能达到温饱，一遇天旱不仅没饭吃，连水也没得喝。本来有一项水利工程是解决这几个乡水的问题，就是在神龙溪上建一座水库，打一条隧道，需要投资2000万元。项目报到省里后，省里让县里出一半。县领导说，县里拿不出钱，省里也就没批。为什么搞‘形象工程’有钱，解决群众迫切需要的问题就没钱？无非是这个工程在深山，人们看不见，县委书记一年也去不了一次，是解放后省级领导从没到过的地方。”

    汇报会结束后，陈重用带有调侃的语气发表感慨：“前人的政绩，后人的包袱，群众的困苦。我看咱们郝书记这一届难出显赫政绩了，卞前他们已提前五年把政绩支走了。”郝阳说：“我不求什么显赫政绩，只想把当前城乡群众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个个解决好，让群众生活过得好一些，心情舒畅一些就心满意足了。”王连臣和陶玉成也附和着说：“以后办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为群众着想，量力而行，西洲人民再也‘辉煌’不起了。”

    郝阳听了一天的汇报，既觉得疲倦，又感到头晕脑胀，便想早点休息。可躺在床上，越想睡反而越睡不着，就开始东想西想，那“一人高升，万民忧愁”的话，老是刺激着他的中枢神经。古人云，“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在和平年代也来“一人升官万民哭”吗？商人讲商德，医生讲医德，为政要讲政德，有政德才有政绩。为官要有政绩，可究竟什么是政绩？难道政绩就是大马路、大高楼、大宾馆和那些不冒烟的大高烟囱吗？那些切实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实实在在地让群众安居乐业、奋发图强，扎扎实实带领群众从实际出发，一步一步脱贫致富，使群众满意、受益的事就不算政绩吗？再说，政绩到底是为了让领导看还是让群众受益，自不量力地花那么多钱建超前的“形象工程”足可夸耀于人。可广大群众又得到了什么实惠？受旱的地方仍然受旱，遭淹的地方依然遭淹，吃住困难的群众照旧困难。如果只是为了得到领导的欢心和赏识，把政绩作为自己邀功请赏往上爬的资本，竟然不顾实际情况，不尊重群众的意愿，不惜加重群众的负担，不惜寅吃卯粮，甚至弄虚作假，自己得利，群众受害，这样的“政绩”越大，百姓怨声越高，“政绩”越多，包袱越重，群众怎么能买账呢？民国时期，广西兴安县的老百姓为一知县立的耻辱碑上写的“浮加赋税，冒功累民”不正是这样吗！

    还有，官场腐败仅是贪污受贿吗？贪污受贿是众人共识、共愤的腐败现象，毫无疑问，应严查严处之。可是那些可能属于无经验，亦可能属于本位主义，更多的可能是难以明言的以某种个人目的和微妙关系因素所致而盲目决策、盲目铺摊、盲目引进、盲目投资、盲目贷款，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的损失何止千万元，动辄上亿元，甚至几十亿元，难道这不算腐败？它虽然与贪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就其损失来说，比贪污受贿不知道要大多少倍，却得不到应有的舆论谴责和法律制裁。郝阳躺在床上，睁大眼睛，越想越多，陷入了极度的困惑中。

    次日早晨，郝阳起得很早，一个人漫步河边，手里拿着一个小收音机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这是一个宁静的早晨，行人很少，其实收音机里播的什么内容他根本没听进去，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那一座座不冒烟的工厂和巨额的县乡财政赤字，以及世世代代还不清的债务，还有不时浮现的覃三保家的惨景、方音的悲哀、马驰老人昏迷欲绝的身影。当他收听到全省新闻联播时，忽然收音机里传来南岭市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卞前为市长的消息，新市长在大会上表态，要立大志、迈大步、干大事，尽快把南岭市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郝阳愕然惊呆，停步良久，抬眼遥望东方的天空，想起不知谁曾讲过的一句话：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完）

    作者简介

    杨汇泉，男，山东人，历任湖南省南县县政府干部，桃源县、澧县县委书记，常德地委副书记，常德行署专员，湖南省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曾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湖南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诗词、散文、小说300多篇（首）。出版诗词散文集《芷兰集》、《湘江北去》、《遥远的美丽》等。其中《芝麻餐馆》一文获第六届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母亲坟前的忏悔》获全国大型系列丛书“永恒的母爱”征文散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