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跨国药企在华30年

    第一阶段：（1980年-1990年）投石问路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国民健康水平较低，医药工业也非常落后，亟须引进外资给国内医药行业输血。

    1980年8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成立合同签字仪式上，中日双方签署了《合资经营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合同书》、《技术合作合同》和《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章程》3份文件。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和日本大冢制药株式会社共出资7100万元，成立合资公司中国大冢制药，中国第一家外资制药企业诞生，由此开启了外资制药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1982年5月，美国百时美施贵宝公司与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和上海医药(集团)总公司签约，共同投资11164万元成立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1982年9月，中国与瑞典的第一家合资企业无锡华瑞制药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560万美元，主要提供肠内营养产品等。

    1985年4月，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成立，由美国强生公司全资子公司比利时杨森制药公司与陕西省医药总公司、陕西汉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和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合资兴建，总投资1.5亿元。

    1985年7月，中美合资企业苏州胶囊有限公司成立，为中国引进了高质量空心胶囊技术。

    中国大冢、上海施贵宝、无锡华瑞、西安杨森和苏州胶囊先后在中国顺利建厂投产，这5家最先在中国成立的医药合资企业被业内称为“老五家”。

    阶段特点：跨国企业主要通过技术授权等手段，利用中国医药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在华设厂和分公司，规模有限。

    第二阶段：（1990年-2008年）跑马圈地

    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是外企进入中国医药市场的一个高峰，罗氏制药、阿斯利康等大公司相继入驻。

    2001年1月，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在北京建立了世界级研发中心，这是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侧重于基础研究。

    2002年11月，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东南亚临床研究中心在中国正式挂牌成立，该中心是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的第一个临床研究机构。

    2003年10月，制药巨头美国礼来公司与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建立的礼来实验室大楼正式落成，此举标志着跨国制药企业与中国企业在药品研发方面开始进入合作研究（CRO）阶段。

    2006年1月，强生中国证实，已从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收购了其持有的上海强生制药10%的股权，上海强生制药由一家合资企业变成了强生的独资企业。

    2007年10月，德国拜耳收购东盛“白加黑”案获商务部批准，拜耳耗资10.72亿元收购东盛止咳及感冒类西药非处方药业务及相关资产，由此拉开了跨国制药公司在中国大手笔并购的序幕。

    阶段特点：跨国企业加大在华研发力度，通过设立独资企业、加快并购中国本土医药企业等手段进行新一轮的产业整合，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金融危机也促使跨国企业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超国民时代终结

    2009年，中国正式启动第三轮医改。在国家崛起成为主旋律、中国医药市场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本土制药企业的崛起成为中坚力量。30年沧海桑田，中国出现了一批有竞争力的本土仿制药企业和研发型企业，与外企同台竞技。

    “单独定价权”，这是最饱受诟病的外资药所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即原研药品即使过了专利保护期，仍能享有单独定价特权。在许多国家专利药品保护期后价格大幅度跳水的“专利悬崖”现象在中国基本没有发生。动辄数千元的外资药品费用使患肿瘤、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不堪承受，药物费用甚至可能超过治疗总费用的50%。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从2012年10月8日起调整部分抗肿瘤、免疫和血液系统类等药品的最高零售限价，平均降价幅度为17%。被限价的“主力”都是外资药品，此轮“砍价”，外企或将告别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

    外资药企可能会走上一条“以量补价”的发展道路，续写他们在中国的“成功故事”。毕竟中国市场十分庞大，任何一家外资药企都不愿意轻易放弃。

    近几年，“强劲增长”等词汇屡屡见于各大公司对其在华业务的评价上。一些公司也调高了对中国市场的预期，2012年3月，德国拜耳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确定了2015年之前在中国营业额翻倍的目标。

    除业绩增长,外资医药企业在华销售队伍也在逐年扩大。据国外媒体报道，2011年全球医药销售人员数量下降了1.8%,而中国却增长了18.6%。

    阶段特点：竞合，将会是未来跨国医药企业与本土企业关系的主旋律。目前，虽然国内企业在化学制剂研发上无法与跨国药企抗衡，但在生产以及原料合成方面，国内企业却具有自身的优势，项目也更贴近中国市场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