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今后改革开放的重点：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

    ■本报记者  何秀芳  刘宇

    编者按：戴相龙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并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金融界和地方政府领导人。上世纪末中国入世前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全国金融体系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化解金融风险、降低不良资产、稳步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的重大战役。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他，在这一场战役扮演了中央有关金融决策的重要参谋和国家重大金融决策的坚定执行人两个重要角色。经过这场战役，中国银行业从“技术上破产”，走上世界崛起；在任天津市长期间，为天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作为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他又承担起中国1万多亿元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重任。

    戴相龙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严谨的专业知识，是专家型领导。不久前，他来上海参加“发展平台经济与促进区域合作”高峰论坛，对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发表了真知灼见，并于会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就中国金融今后改革开放的重点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戴相龙首先告诉记者，20多年前党中央、国务院作出金融改革的决定，于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先后四次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改革进行布署。应该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是有领导、有步骤进行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他说，如今中国的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都经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银行，市值名列世界前列，其中，工商银行名列世界第一。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占到世界的1/3，国家对外金融净债权已经达到1.8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净债权国。中国银行业从过去“技术性破产”，已经走到了世界最前列。

    戴相龙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度，要看我们国家跟世界经济的联系程度。如果中国经济跟国际经济联系程度低，那么我国的金融改革，只能根据国内的经济要求来进行。如果我们的经济与国外经济已经密切结合了，金融改革就要考虑到国际化。他介绍说，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点在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对几家银行实行必要的救助；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点是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促进国有银行进行股改上市。时隔10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开放取得超过预想的成效。他说，从现在看，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位，而且发展非常快，货物进出口占世界整个进出口十分之一还多，中国对外金融净债权名列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占全球三分之一。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全球金融联系更为密切，中国应该更多参与国际金融事务活动。现在，我国货物进出口已达到3.6万亿美元，占世界十分之一，其中出口约超过1.8万亿美元，名列世界第一。如果这些出口主要用长期趋于贬值的货币计价和结算，出口商将会受到较大损失；同时，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2万亿美元，如果主要投资收益率较低的欧美国债，也不利于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这些都说明，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有了更多必要性和可能性。

    戴相龙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今后10年，我国应该围绕稳定宏观金融和增强对实体经济服务能力，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更好地支持中国经济“走出去”。金融改革开放的重点，应主要围绕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行。

    他告诉记者，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其本质是人民币让渡使用应有合理的价格。不进行资金价格改革，资金使用怎么能够按市场原则配置呢？他指出，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就是让人民币的利率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市场利率，使利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为此，他认为要做好四个方面工作。第一，上海银行间统一拆借市场已形成市场化利率，反映出资金市场的供求，因此要发挥这个市场利率的作用，这个市场的参加者应更多、品种更多、交易量更大，使其利率更大程度影响到我国市场利率。第二，中央银行要更好地调整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使它的利率差摆在一个更合适水平，既让银行赚钱，又让企业、存款人、贷款人获得一定的收益。第三，商业银行要发行大面额可转让存款凭证。第四，让中小金融机构利率浮动幅度更大些。他说，向银行存入同期限1亿元存款和100亿元存款，银行付出利率是一样的，这在国外是无法理解的。现在中国境内的存贷款净息差超过3个百分点，这和15年前大致相同，过去银行亏损，现在银行赚大钱，这说明银行业改革有很大成效。但是，现在台湾和香港地区的银行业存贷差约为1.5个百分点，说明内地存款利息偏低，贷款利息偏高，如此下去，中国的银行就没法参加国际市场竞争。

    戴相龙认为，利率市场化带来存贷利差的缩小，对存款人和贷款人都有利，但会减少银行的利润，这就逼迫银行改进服务、降低成本，发展多种中介服务，逐步降低间接融资的比例，减少金融风险。他说如此进行改革好处很多。首先，能够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目前社会融资，还是以银行为主，直接融资比例依然过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断推高，不断聚集金融风险。我们创造100元GDP，需要180元的货币供应量，而美国创造100元GDP，只要70元的货币供应量。虽然国情不同，但也足以证明我国社会资金结构不合理。资金使用效益低，这会给我国金融业带来系统风险。现在，股票和债券市场融资数量都不足。我们过去关注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主要是商业银行，对发展管理货币的金融企业，如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关注不够。其次，提高商业银行的综合服务能力。工商企业特别是大型工商企业集团，对金融服务要求是多方面的，企业贷款要找商业银行，企业发债要找投资银行，“走出去”要找在境外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是多元化的，作为银行业需要实行综合经营才能满足企业的多元化需求。外国大型商业银行基本上是综合经营，如果我们的银行“走出去”，人家是综合经营，而我们的银行是分业经营，竞争力当然就弱了。至于实现综合服务的金融组织架构，我认为，不宜搞“全能银行”，可以设立“金融集团控股公司”。从中国国情看，更适合成立“银行控股公司”，该公司既可以主营银行业务，也可以通过设立附属公司，从事非银行金融业务。

    戴相龙指出，中国官方至今没有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只是提出“创造条件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是国内外金融专家的研究课题。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发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进而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他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应视国内外金融形势逐步推进，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使人民币成为广泛接受的国际结算货币。同时大力培育香港成为人民币最重要的离岸中心。第二阶段，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他向记者介绍，资本项目收支有七大类、43项，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从规定和现实看，我国资本开放度并不算低，据国家外汇局评估已达到75%。现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开放的，至于对特定行业的投资或投资比例有限制，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对证券投资，境外贷款和借债在法规上尚未开放，但已有过渡办法。如证券跨境投资，已通过审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和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在一定额度内进行证券跨境投资。现在，对前者，设定最高限额是800多亿美元，已核发600亿美元，实际投资400亿美元；对后者，设定最高限额是900亿美元，已核发800亿美元，实际投资100亿美元。在证券跨境投资方面，以后会逐步放宽对境内、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数量和投资额度，直到取消额度控制，从而实现在证券投资方面的可兑换。第三阶段，使人民币成为国际重要的储备货币，成为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本币价值的流动性资产。这就要求人民币币值稳定，汇率主要由市场形成，只要人民币是真实的，应允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实现可兑换。人民币币值稳定，国际市场需求大，再加上人民币利率市场化了，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了，人民币进出、兑换都很方便了，人民币必然会成很多国家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对此，他给记者做了一个通俗生动的解释：“到那时候，外国的钱就可以随时进来买我们的人民币证券，外国企业也可以到中国上海发行债券或上市，同时，我国居民也可用人民币换成美元或直接用人民币去国外买股票和进行直接投资。外国中央银行愿意持有人民币，需要的时候，就拿人民币支付，或者换成美元、欧元等去支付，这样，就解决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最大难题。”

    戴相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还不能说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比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要求更高。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9%左右，十年后也可能上升到15%。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所有储备货币中应占相当比例，这个比例应和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大体相当。因此，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需要3-4个五年计划。在这个问题上，宁可想得复杂一些，在时间安排上宁可考虑得更周到一些。

    戴相龙强调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既是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也符合世界上投资者、贸易者的利益。因为当他们获得了一个币值稳定、交易方便的货币，对他们也是十分有益的，这样也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他进一步阐释了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总体看法。他说，美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国际主要货币，如此，美国应将财政赤字、国家负债等降到欧元区和金砖国家平均水平。欧元区现在虽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但欧元不是一天形成的，有它的客观需要，随着欧元区加强财政监督和政治协调，欧元还将继续成为国际上主要货币之一。经过十多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全球将形成一个“以美元为主，同时有欧元、有人民币、或者日元、英镑多种货币组成的，并对汇率进行有效协调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大趋势。

    戴相龙最后表示，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利益，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需要。他说，国际金融体系由货币、经营和管理货币的企业、金融产品交易市场和金融监管组成。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参与金融全球化要做好下列工作：一是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培育跨国金融企业集团，提高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三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四是培养人才，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的管理。

    本文图片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