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难！难！中国文化“走出去”尚需时日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袁远

    借第三届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文化“走出去”高峰论坛的召开，记者就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中国国有演艺院团体制改革，以及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等重大话题和现场嘉宾进行了深入交流。尽管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不小成绩，中国文化也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文化交流中，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其中仍然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改革面临的难点。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认为，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在中国虽已强调多年，并进行了多轮改革，但仍旧任重而道远；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宋晨认为，尽管中央提倡“走出去”，但目前来说，企业“走出去”面临诸多现实困难，应该寻求多点突破。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嘉珊则专门提到，在国有演艺院团的改制中，政府要给自己定好位……

    把经济元素引入文化领域探讨

    日前，第三届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文化“走出去”高峰论坛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举办，国内政、产、学、研致力于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40余位各界专家、学者出席论坛。高峰论坛专题演讲部分涉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立法、中国演艺产品与服务对外贸易三个主题。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借此向与会嘉宾汇报了一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

    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学术顾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在致辞中强调，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不小成绩，深化改革势不可挡，要通过看大局、看优势，在国际格局中横纵比较，找到中国文化客观的国际地位，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

    国家文化部政策法规司改革指导处处长陈新华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经30年，文化体制改革才刚刚走过10年历程，任重而道远。党的十八大前，中央召开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表彰会，本次论坛重点探讨下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要完成的阶段性任务，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稳定性，又要适时提出文化体制改革新目标和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文化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小牧在论坛中指出，此次文化贸易论坛是把经济元素引入文化领域来探讨。他认为，有两个背景与当前的话题有关：首先是国内环境。到2012年，前三季度的国民消费对GDP的贡献首次超过投资，而消费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文化消费；其次，我国中产阶级的成长迅速。据统计，当下，中国中产阶层主要的消费方向就是文化消费。这些动向对于我国的文化战略发展和国内大的市场环境建设有积极信号。

    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嘉珊长期关注中国演艺产品与服务对外贸易，并以实际调研案例为出发点，对国际演艺需求市场的开发与推广、演艺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国际演艺市场主体的培育、演艺产品贸易模式的创新、演艺国际贸易人才培养进行深入解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副院长孟凡哲就中国现阶段文化立法的若干问题发表主题演讲。从传统文化的保护、文化创意激励、文化产品保护和市场秩序维护、文化贸易促进四个方面梳理和总结了主要文化发达国家的立法状况和特点，并建议中国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借鉴各国立法的特色和经验，并从文化促进法、文化专项立法入手，以文化发展规律和现实需求为依据循序渐进。

    国有院团改革正处于“三岔路口”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宋晨在论坛上颇为尖锐地指出，国有院团的改制到目前为止，并不像中央和媒体所说的那样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绩，相反正处在一个“三岔路口”。

    公益性院团难生存

    “我们国家的国有院团，分布面太广，太散。我们现在把国有院团划分为经营性和公益性两种，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我们硬性地把歌舞类院团划为公益性院团，需要国家给钱，而国家财政现在仍背着很重的包袱，只要不出钱，这些院团会马上关门。”宋晨毫不客气地指出。

    宋晨认为，今后将部分国有院团划分为公益性院团会越来越难。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舞台表演的艺术形式本身成本太高，人数众多，很难走向市场。尽管已经改革好多年，但真正引入社会性资金的演艺团体仍很少，无论平台怎样搭都不现实。二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将造成此类表演团体生存困难。过去，有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什么（功绩）都要用文艺表演烘托气氛，而且人越多越好。现在新一届政府上台，我们看到了政府作风的改变，用政府财政和税收出资举办大型演出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和社会上举办的演出完全不同。今后，经营性院团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未来，它要附着于旅游、电视、晚会，逐渐成为一种边缘艺术。当然，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一些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可能存在时间会很长久，所以没明显民族特点的剧团日子会很难过。

    “走出去”要寻求多点突破

    宋晨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国有院团的布局问题。“首先要做的不是改企，而是收编。该保留的保留，该合并的合并。不能靠国家财政生存，需要吸收社会资金，但存在的问题是，国有院团要用楼房、土地担保，如果赔钱，就只有把楼房土地搭进去，如此，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宋晨一席话在论坛现场引起了震动。

    “这事本来很好做，但政府仍然是一刀切，要全部改企，这条路显然行不通。中央的政策是对的，关键是我们的路径有问题，这样不可能真正‘走出去’，要‘走出去’应该多点突破，我们可能因为一个演员、一个明星就‘走出去’了，也可能是因为舞蹈美而走出去。这次我们去意大利演出《图兰朵》就有特别深的体会，《图兰朵》讲述的是一个中国故事，而来看戏的意大利老百姓都自己掏钱买票。观众觉得我们的舞蹈美太好了，场面非常宏伟。舞台让他们赏心悦目，然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舞台上的演员也不错，乐队也不错……所以我们应该多点突破，以一个点带一个面。”宋晨指出。

    文化体制是否允许人才脱颖而出？

    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学术顾问、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认为，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在我国虽已强调多年，并进行了多轮改革，现阶段也取得了不俗成绩，但仍任重道远。“我们的成绩体现在我国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西方的这一比例平均在10%以上，美国可以达到20%。我国文化产业前几年虽然占比很小，近几年，随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已接近4%的水平。总的来看，这个比值已经不小。”张国祚谈道。他还提到，我国一些文化企业经营得非常好，例如深圳的华强集团，其电影、动漫已出口到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华强能做到，我国其他文化产业公司也一定能做到，甚至更好。”张国祚信心满满地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被国际受众接受吗？

    张国祚还认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既有商品属性，又有艺术形态属性上。若其仅有艺术形态属性，就无法创造价值，只有变成商品并且卖出去才能产生影响。比如，我国一些主流媒体虽有不小的影响，但其实际发行量却是未知的。文化产业的好处在于为思想文化观念提供平台，提供渠道，提供载体，并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党和政府想要把文化产业变成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就需要改革。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体制是否允许文化人才脱颖而出，融资渠道和市场发行渠道能否支持该产业的发展。”

    张国祚指出，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不能不考虑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社会效应和政治导向，以及如何把文化体制改革渗透到文化生产的各个环节中。另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不能被国际受众所接受，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要想让我们的文化产品在不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也可以被国外受众所接受，这就需要研究如何使文化产品在创造、生产传播中更加恰到好处地被外国观众所接受。”张国祚对记者说。

    文化体制改革需要自信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要“走出去”，改革是大趋势，但关键是如何改革。张国祚认为，现在某些学者的可贵之处是不看重钱，而注重抓住社会效应和艺术效应。“我们讲文化体制改革，实际是立足于中国整个的大环境。文化产业要在中国历史的发展潮流中进行横向比较，与当今的国际局势进行纵向比较，在这种纵向与横向比较中才能有更加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张国祚指出。

    “从19世纪到现在，什么时候中国能像现在这样享有这么多的自由民主，什么时候中国能像现在这样在国际社会上享有这么高的地位。比如，在互联网上你什么观点都可以讲，什么人都可以骂。这些都说明现在社会的包容性很大。这条道路不是从哪借鉴来的，而是不断探索摸索出来的。”张国祚指出，文化体制改革要比一般的经济体制改革更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惑，但我们应当保持自信。“什么是自信，就是相信虽然我们在改革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困难，但仍要在调查研究中探索道路。要相信我们的改革一定会成功，困难有，信心也要有。什么是自强，就是相信我们改革成功之日就是我们文化体制做大做强之时。”张国祚指出。

    政府要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

    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李嘉珊在论坛上指出，中国文化对外贸易战略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进而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她专门例举了去年由网络开始火爆全球的韩国歌舞《江南style》。

    “作为主唱的‘鸟叔’在很多国际主流媒体的舞台上，是以“我是韩国艺人”为开场白介绍自己，然后就开始忘情地带领着在场的国际大片明星大跳骑马舞，在这个没有任何政府背景的表演中，韩国的国家符号偏偏更加凸显，这不能不引发我们深思。”李嘉珊说。

    从改牌子到自主造血

    “我们国家文化发展国际战略研究院很有幸地参与到国有演艺院团的改制过程中。全国的演艺院团改制的结点是在去年的6月30日。至此，百分之百的国有院团实现了改体转制。但是面上改了，牌子挂了，真正的体制是否能自主造血，能自主运转，把其活力真正释放出来，这才是政府和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李嘉珊不无忧虑地表示。同时，李嘉珊指出，我国已经进入到演艺交流和演艺贸易并重的时代，政策的导向关乎整个服务贸易产业的发展。政府不直接创造文化产业的竞争力，但可以通过政策等来间接影响演艺产业的竞争力。所以，政府的责任在于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条件。

    政府要自律

    “我们在下面调研中发现，演艺项目出来后需要政府的审批和管理，而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厅对民营院团的管理并不均衡。往往一个地方的管理政策比较宽松，民营经济比较发达，这里的演艺事业也比较繁荣。”李嘉珊表示。她认为，政府需要准确给自己定位，要管住自己“闲不住的手”。此前，李嘉珊参加了文化部外联局主办的“走出去”项目评审，有些民营企业的项目也有幸入围，但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总却说，政府虽然让我们得奖了，但我们还要因此重复上税。

    “所以，如何在立法上释放空间，让政府资助更加到点到位，还需要政策制定者更科学、细化地落实资助政策。”李嘉珊指出。当然，要让政府的财税政策落地和落实，企业也要做好工作。李嘉珊发现，现在政府有很多减税的政策，但在基层很少有企业能真正利用好该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