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抢保税区转型先机 上海有望零突破

    ■本报记者  陶海青

    保税区转型为自由贸易园区，意味着“境内关内”将变为“境内关外”，涉及到税收、海关监管、外汇管制等核心问题。经历了10年的利益博弈后，转型呼声再起。

    1月27日，上海市代市长杨雄公开表示，按照国家部署，上海将试点建立自由贸易园区。

    据悉，上海已正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并得到高层批示。上海也在积极协助商务部提交相关试点方案，该方案将在多个部委会签后上报国务院，正在等待获批。

    2012年，上海综合保税区的贸易额预估在1000亿美元之上，高居中国内地第一。另据上海海关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海海关关区对美出口1087.5亿美元，同比增长2.7%，美国反超欧盟成为关区外贸出口最大市场。

    “这两组数字说明，上海最有条件建立中国内地第一个自由贸易园区。事实上，上海保税区谋划转型为自由贸易园区由来已久，这是保税区的发展方向。”美国国际企业家协会中国区秘书长闫宗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多地提交试点方案

    将保税区转型为自由贸易园区的设想并非上海独有，其他城市早已跃跃欲试。

    10年来，天津、重庆、深圳、青岛、大连、宁波、舟山等城市曾先后向国务院及各部委提交关于保税区转型为自由贸易（园）区的建议，希望能复制香港模式。其间，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先后多次到上海、深圳、天津等地进行课题调研。

    但直至目前，中国内地尚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园区，而全球其他地区已有1200多个。

    闫宗伟坦言：“我建议不要复制香港、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园区模式，而是要更看重功能，比如税负要和国际接轨，增强自由贸易园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推进器的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在2003年底就提出，中国保税区的发展方向应是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并提出了中国保税区分化发展的建议，即试点成功的保税区向以国际物流业为主的自由贸易（园）区转型；不具备条件的，改为出口加工区或经济开发区。当时的期望是，到2015年，中国内地能建成二至三个世界级自由贸易区，并制定《自由贸易区法》。

    成思危认为，目前，中国保税区转口贸易占比低，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物流中心不多，这与保税区的模式不无关系。保税区转型为自由贸易园区已是当务之急。

    企业呼吁贸易便利化

    通常，在保税区内，企业可以享受通关便利等优惠条件，但也必须接受严格监管。

    汽车配套产品制造商德尔福（上海）动力推进系统有限公司便反映，虽然享受了汽车研发设备的保税优势，但如果设备在试验中报废，专业的电器废弃物处理供应商要想将其从保税区内运出去，并不容易。

    另外，德尔福研发中心在为客户开发汽车发动机管理系统时，需要客户把样车运到保税区，项目做完后再送出去，一个项目至少需要12个月至18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但海关监管规定，试验车辆临时进出口的许可证期限是6个月。如果不能及时延期，只能项目做到一半先把车运出去，再运回来。

    与德尔福公司有类似苦恼的企业，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还有很多。如果上海保税区成功转型，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

    闫宗伟说：“德尔福公司的困惑缘于中国内地的保税区仍是‘境内关内’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在实际运作上，特殊监管不是更加高效宽松，而是更加严格。相比之下，美国的自由贸易区都是设置在‘境内关外’的免关税区，区内无增值税，区内对企业所得税进行减免优惠，并免除通关的繁杂手续。”

    成思危也认为，中国的保税区应坚持“境内关外、适当放开”原则，如果适当放开，仅上海的洋山港和外高桥的业务量就将增加10%以上。

    转型之路并非坦途

    据悉，上海保税区是将原有的三个保税区合在一起，实现了海、路、空三港三区联动，在向自由贸易园区转型的过程中优势明显。

    但上海要获得类似香港的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仍存在许多障碍。例如，外汇管制仍然是影响保税区贸易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鉴于中国目前的开放程度，该问题只能维持现状。

    种种迹象表明，保税区的转型之路注定不会平坦。除了中央的明确批复外，上海还需要在操作路径和管理流程上加快探索，其间牵涉到多个部门的管理规定。

    对此，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曾炜坦言，从园区的设立到完善各项功能，可能需要3年时间。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则建议，上海在自由贸易园区立法及相关规则设置上应先行先试，实现零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