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面“霾”伏引发经济连锁效应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鹤

    编者按：雾霾天气的影响还没消散，春节期间，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大量商家开门营业的“开门炮”又让PM2.5受刺激疯涨。与灰暗的天气相比，由空气污染催生的市场却红得像火，口罩、空气净化产品热销，“雾霾经济”成为新的商机。

    但如此商机背后，却是剜肉补疮之痛。经济发展是否要以环境污染为代价，是近些年中国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逐渐褪去光环，如果环境问题还得不到重视，污染将成为中国发展的下一个代名词。

    近日，一则“京津冀雾霾检出危险有机化合物”的信息在互联网上被大量转发。消息来源是中国科学院公布的“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专项组最新研究结果——京津冀雾霾中含有大量含氮有机颗粒物。这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最危险的信号”，因为含氮有机颗粒物是上世纪发生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的罪魁祸首之一，那次事件中共有800余人丧生。

    从今年年初开始，一条深褐色的巨大污染带斜穿中国，从北京、天津到石家庄，从郑州、南通到贵阳，PM2.5（可吸入颗粒物）严重超标，空气污染指数纷纷“爆表”。气象名词PM2.5成为销售噱头，不时造访的雾霾也引发一连串的经济连锁效应。

    消费市场闻风而动

    “这是‘非典’之后口罩卖得最好的一年了。”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药店的售货员告诉记者，目前店里只剩普通型口罩了，16层纱布的口罩早就卖光了，“先将就着戴吧，总比‘裸奔’强吧。”她说。

    PM2.5赫然成为各大电商的促销热词，口罩产品的搜索指数和成交指数均呈井喷式增长，天猫一家专卖店的“抗菌防霾口罩”近期已卖出2.3万件。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当PM2.5年均浓度达到每标准立方米35微克时，人的死亡风险比每标准立方米10微克时增加约15%。所以，对生存环境的焦虑情绪逐渐发酵，进而引发了当年“盐荒”时抢盐一样的口罩抢购热潮。

    不仅如此，网上还流传着“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净化器”的段子。记者在北京某苏宁电器卖场内看到，空气净化器类产品被放在显眼位置，主要有松下、夏普、飞利浦、美的等品牌。“这些品牌的净化器都能过滤PM2.5。”销售人员主动向记者介绍说，以前，空气净化器一直卖得不温不火，八成以上客户是刚装修完房子的，主要的功能要求是除甲醛。但自今年年初开始，消费者大多是奔着能过滤PM2.5的空气净化器来的，出手时也毫不含糊，都是捡贵的买。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批量订购了很多空气净化器作为员工福利。

    据媒体报道，在过去几个月里，大金、松下和夏普3家日企生产的空气净化器在华销量急剧增长。夏普表示，该公司空气净化器在华销量上月同比增长两倍。松下空气净化器上月在华销量也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大金的空气净化器在华销量上月同比增长2.6倍。同时，美国科技公司杜邦也宣布，将在华推出可有效控制城市PM2.5排放的解决方案。该公司一直谋求建立绿色技术和产业的统一标准。

    据了解，在美国，空气净化器的家庭普及率为27%，日本的普及率为17%，而中国的普及率还不到0.1%。业内专家认为，随着中国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对室内空气污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国市场对空气净化器等相关产品的需求将会有飞跃式增长。

    环保领域暗涌商机

    除个人防护的消费市场之外，雾霾带来的更大商机，潜藏在防治空气污染的行动中。

    资本市场一直最敏感，雾霾天气直接引爆了股市中的环保概念行情。最近，多数环保股相继涨停。

    投中集团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环保节能行业披露的投资案例分布于污染监测与治理、资源回收与利用等行业，其中，污染监测与治理领域投资最为活跃，12起案例累计获得风投资金1.89亿美元，数量和金额占比分别为44.4%、52.6%。

    治理的第一步就是监测。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曾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内要建设近1500多个PM2.5监测点，前期投入将超过20亿元。而据业内人士估计，相关监测仪器市场规模将远超百亿元。

    从去年第二季度开始，PM2.5监测仪器销售呈现出爆发式增长势头。据统计，去年，全国范围内安装了约1000台此类仪器。业内人士按照国内现有监测点的数目来计算，预计2012年至2015年间，国内将有3000多台的需求量。

    事实上，空气监测只是防治污染的环节之一，而从源头上严控、整治污染，才是未来环境治理的方向所在，其间有着更巨大的商机。根据去年12月发布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中国政府将投入超过1000亿元，在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三大区域（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九大城市群（辽宁中部、山东半岛、武汉及周边、长株潭、成渝、海峡西岸、山西中北部、陕西关中、新疆乌鲁木齐），共107个城市，进行大气污染专项综合治理。

    国家发改委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中国的大气整治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环保产业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必选项，随之带来的市场规模将达万亿级。在中国，环保产业是个朝阳行业，行业规模会越来越大。

    新能源市场借机发力

    新能源汽车市场似乎又是一个被PM2.5催热的市场。迫于防治空气污染的压力，传统汽车生产商将会加大汽车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和设备的升级，涉足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的厂商有望受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有望大幅提升。美国相关方面的政策是要求政府采购车辆优先选择电动车，对相关企业发放补贴。去年，中国也发布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普及已提上日程。

    可是，潜力转化成实际销售业绩的道路却布满荆棘。电混动力、纯电动汽车早已出现在比亚迪和吉利这样的中国民用轿车公司生产线上，但市场对于新能源车的认知还需要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比亚迪公司的一位人员向记者透露：“做新能源汽车的企业基本都是赔本赚吆喝，更多的销售希望只能寄托在政府采购上。”

    在这场无法预知终结日期的雾霾灾难中，广为诟病的是中国长期执行的低于欧美和日本的汽车排放标准。汽车燃油中的硫含量越高，就越容易在排放过程中生成硫酸盐，导致颗粒物排放增加。在北京空气污染物比重表中，机动车尾气占比一半，成为首要污染源。

    “提升汽油的炼制水平会增加企业成本，政府可以选择补贴等方式予以补偿，这应该是一个环境治理和社会承受力的平衡问题。”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能源委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林伯强对记者表示。

    但眼下的现实是，升级油品所需的巨额成本让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油企没了积极性。没有人给油企施加足够的压力，政府也未拿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油品升级。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汽油中的硫含量将不得大于5ppm，而目前现行的中国国三汽油标准，要求硫含量不大于150ppm。这30倍的汽车尾气中的硫含量，导致了现阶段我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

    除了汽车尾气的排放需要治理，在那些让污染监测器“爆表”的城市，电厂污染也成为众矢之的。《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能源情报署表示，2011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约34.5亿吨，已接近全球总消费量的一半。雾霾天气的“集中爆发”将促使中国加快能源结构转型。

    林伯强认为，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仍然是最主要部分。2012年，煤炭提供了69%的一次能源和79%的电量。能源结构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是，在中国，水电受到潜能限制，清洁能源如风电、太阳能等由于基数太小（2012年提供了不到2%的电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对改变能源结构起很大作用。核电是一个可以大规模替代煤炭的能源品种，但是受到日本核事故影响而进展放缓。因此，现阶段的能源需求很大程度上还需要用煤炭来满足，这意味着煤炭消费总量将越来越大。因此，雾霾天气能倒逼能源结构转型，但转型本身很不容易。

    雾都启示录

    1952年，伦敦。

    大雾弥漫，行人只能沿着马路护栏和房屋行走，甚至连自己的脚都看不到，过马路必须靠听。

    伦敦警察不得不使用喷着巨大火苗的燃气瓶，以便在烟雾中能看清别人，并被别人看到。患呼吸道疾病的人数激增，救护车却困在浓雾中，伦敦的交通几近瘫痪。

    著名的莎德勒威尔斯剧场正在上演歌剧《茶花女》，台上演员卖力演出，台下的观众却坐不住了，演出最终因为观众看不清舞台而被迫中止。附近举办的一场牛展销会也被迫取消，参展的350头牛因伦敦毒雾而惨遭劫难。

    建筑物表面覆盖着厚厚的含硫污垢，空气中充满了高浓度的二氧化硫和烟雾颗粒，整个伦敦城就是一个巨大的毒气室。

    这场大雾最终使1.2万伦敦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其中的大多数是小孩、老人等呼吸系统较薄弱的人，这就是“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

    2013年，北京，灾难似乎要易地重现。

    北京城区PM2.5值一度逼近1000，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市民自嘲“厚德载雾，自强不吸”、“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冬日破晓呛人的黄雾不断成为新雾都的标志性景观。“北京咳”指的是外国人来北京后容易咽痒干咳，这个名词初入国人视野，便已经黑纸白字地印入了北京旅游指南。

    1952年英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与现在的中国大致相当，这也许不只是巧合。

    翻阅史料可以发现，英国人一度自诩“煤火和高烟囱已经成为英国的独特标志”。工厂主也觉得排放浓雾的烟囱是财富的象征，是尊贵地位的表现。中国目前很有相似之处，唯GDP马首是瞻，富人把拥有大排量的豪车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伦敦前副市长约翰·罗思义承认，英国为工业化付出了巨大代价，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大规模环境破坏的基础之上。但环境灾害是工业发展必须接受的副产品吗？

    当时，英国企业老板以成本上升和利润下降将使政府收入减少为由抵制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信奉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的英国政府不愿触动企业界的利益。

    由于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英国首次推出严厉措施控制污染。1954年，伦敦通过治理污染的特别法案。1956年，《清洁空气法案》获得通过，成为全国通行法律。

    英国1974年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案》，规定工业燃料里的含硫上限等硬性标准。在这些刚性政策面前，烧煤产生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减少，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到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经减少到了每年只有15天，1980年时降到5天。

    伦敦的抗雾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一张小女孩戴着防毒面具拿着标语到英国首相官邸和办公处唐宁街10号抗议的图片广为流传后，英国开始推行无铅汽油，新车都必须加装催化器以抗“光化学烟雾”。

    2000年以后，伦敦也开始关注空气中的PM2.5问题，政府在治理空气污染方面也毫不避讳，各种空气监测信息均对外公开，英国公民可援引《自由信息法》，向政府环保机构索取相关数据。政府治理稍有疏失，主流媒体也不会替政府粉饰遮掩而是大力抨击。

    英国政府半个世纪的经历证明，污染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严苛的环境政策出台后，沉重的排污成本压力会迫使企业不得不千方百计地减少排污，并研发出不少环保新技术。

    而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仅基于疾病成本估算就相当于GDP的1.2%。若按2011年中国GDP47万亿元计算，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经高达5640亿元。

    雾霾创造商机？如此商机，其实是污染的代价，是剜肉补疮！

    “中国石油的含硫标准是美国的500%、欧洲的1500%”、“2011年，空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5640亿元”，一系列数字触目惊心，然而，更值得深究的是：真相到底是什么？雾霾危害有多严重？谁该负责？谁在获利？谁来监督？又该怎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