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改革开放是我们的“主题”，今后10年我们要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发展转型，一个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我们的发展转型。

    上海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不管在转型上还是在发展上，都会起到先锋和示范的作用。拿“自贸区”来说，历来的改革有一个基本的经验，即用开放来促改革是最有效的方式。自贸区我就不多说了，现场的很多专家还会再讲。我说我原来准备的小问题，就是在转型的问题上（“十一五”的时候讨论过，当时叫增长方式转型），途径是什么？途径有几个？

    我认为转型的途径有四个：一是实现农民的市民化。二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四是用信息化来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社会。

    上海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条件

    制造业的服务化，也可以说成是制造业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是从原来的制造业中脱颖而出的。上海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有很好的条件，完全有可能在中国率先发展起若干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历史的经验证明，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孕育着新的产业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也是如此，从某些处理得比较好的发达国家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产业革命真的到来了。中国应该有所作为，上海在发展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具备一些很好的条件：一是高素质技术人才的集聚。技术人才大概在两个地区是最集聚的，一个是北京中关村，另外就是上海，上海显得更加具有业务研究优势和开发研究优势，在某些方面也许比北京还要强一些。二是高素质的高等教育体系和科研力量。三是立足于长三角强大的现代制造业基础。四是面对国内外最广阔的市场。我们知道，在IT产业方面，台湾也是很强的，但是台湾有一个条件不如上海，它没有市场，所以碰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五是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跟全国比较，上海这个地区市场体系的法制基础比较好，比较守规则。虽然跟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起来，上海的法制规则监管等等还存在很多缺点，但是同全国比较，上海这个地区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问题

    这些年，特别是从2009年以后，国务院在提出要着力发展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后做了很多工作，一些地区有比较大的进展，例如上海、深圳等地。

    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各地都照抄国务院提出的产业（目录），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条件，于是一些问题随之出现。有些人就开始怀疑了，中国是否没有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条件，我们还是给人做简单加工吧，再搞20年再考虑。从上海的情况来看不是这样的，像光伏、LED等产业没有出现大失误。

    我考察了很多地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牢记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原始性的创新的主体一定是企业，不是个别机构制定出来的。原因在于，原始性创新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不确定性太大，成功的概率太低，这种条件之下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避免大的失误，就是发动千军万马的企业去闯、去试验，如果概率只有万分之一，有1万个以上的企业在闯、在试验，根据法则总有企业能够成功。没有别的办法，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

    美国政府一般不指定产业发展方向，但奥巴马试图支持他的“再制造业化、再工业化”，他支持力度最大的就是振兴汽车工业，当时看起来支持力度最大，我们都很着急。电动车的关键部件是动力电池，发展动力电池的最短板就是材料。当时全世界材料技术水平最高的有两家，一家是美国企业，叫A123系统公司，另外一家就是深圳很小的企业，叫做德方纳米，他们都是用纳米技术来做材料的。我们为什么着急呢？因为美国政府的支持力度非常大，美国能源部给了发明奖1亿美元，州政府给退税，资本市场上又融资了。我们的公司呢，深圳市政府给20多亩地，跑了几年没有申请下来。不过，没想到去年美国这个企业破产了。很多问题是算不清楚的。

    所以，确定发展什么样的新兴产业不是政府有能力去做的，应当由企业自主去决定，政府要顺“市”而为，因势利导。从这点看，上海新兴产业发展应当说已经初现端倪，就是企业自己闯，自己试验，经过市场的考验，已经渐渐露出一些苗头。

    去年，我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党组书记来上海了解了两个产业链的情况，一个是半导体芯片，从原材料一直到制备再到装备，我们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还有一个就是光电的医疗设备，比如CT、核磁共振等。我们的感觉是，市场上已经显露出这样的苗头，政府如果加以支持和引导，很可能在这方面把中国的新兴产业建立起来。从全国的经验看，这里有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当这种苗头出现以后政府怎么做？

    政府的功能是提供公共品

    第一，在与发展新兴产业有关时，政府最需要做的是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经营环境和创新环境。

    第二，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组织好基础性的课题研究。虽然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很密切，但两者其实有很大的不同，科学成果是具有很大的外部性的，所以应该由政府和社会来负责，企业要考虑它的营利性，当有很大的外部正效应的情况下，要企业去承担。

    第三，是用PPP的方式（编注：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缩写）提供共用技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各种合作伙伴关系。这方面有很成功的经验。

    第四，牵头组织产业联盟。完全由一个个企业去攻，往往因为专利而限制了市场规模，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二代移动通信。当时，美国是一个企业（高通）做的标准，就是CDMA；欧洲用了企业联盟的方式开发，就是GSM。以后的三代、四代移动通信都变成了联盟式的。但组织联盟我们缺乏经验，政府要牵头，要帮助制定好规则。我们成功的不太多，银联卡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第五，对节能环保这种正的外部效应的产品进行补贴，但这种补贴最好补需方，不要补供方。一个很失败的教训就是“十城千辆”（编注：即2009年1月启动的“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力争使全国新能源汽车的运营规模到2012年占到汽车市场份额的10%）。结果导致规模没建起来，还浪费了钱。

    第六，进行产业规划（非指令性）。市场信息是零散的，所以政府需要规划，但规划最好不要搞成过去计划经济那个样子，最好是提供信息的规划，但很多地方支持的方式有问题。

    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方式

    近年来，各级政府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上花钱不少，浪费也很大，因此，支持必须讲究方法。这方面教训不少。

    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变成了公司总部，有些做法就容易造成失误和浪费，一个是制定产业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还有就是用“拉郎配”的方式搞产学研组织。其实应当承认，产学研三方各自追求的具体目标不一样，所谓一个好的体制就是能够满足各方面的追求，实现共赢，其实全世界有很多合理的有效的产学研之间的方式。

    不要包销产品，要避免“竞争后补贴”。在进入市场竞争以前可以补贴，但进入市场竞争以后补贴一个就等于打击其他企业。

    资金支持要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比如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参股等。

    小企业融资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必须解决，就是小企业有外部风险。我们常常采取的办法就是直接给钱，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小企业的担保，由社会支持的担保公司承担一部分风险。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全国都设立了由财政部支持的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但是到了本世纪基本上由商业（市场力量）提供，所以在这一次金融危机里，这些做法都起到了作用。上海的小企业担保早期是在经委系统下面，后来跟中央的中投保合资建了一个公司，一方面有补贴，一方面商业化运作，效果在全国的小企业信贷担保里面是做得最好的。

    还有就是风险投资私募基金，以色列和我们一样，建立国有的公司，后来改了，政府只出引导基金。因为这里有个关键性的问题，不确定性太大，所以最好的组织形式是有限责任，一部分经营人员是普通合伙人，而出资人只负有限责任，我们也做了这个。很多地方政府虽然叫引导基金，但往往是指定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给谁担保，相当于政府补贴，政府承担全部责任。像前面讲到半导体芯片产业，我觉得应该支持，他们提出2000亿元的资金支持10年，我觉得2000亿元对中国来说现在是很小的数字，问题不在钱上，比这个高得多的完全拿得出来，问题是用什么方式，用什么符合市场原则的方式去支持，这个需要进行研究。所有这些事都牵涉到我们的体制问题。

    大家都应参与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武汉座谈会上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调研的6个大问题，我建议所有的同志都要认真看一看，我的理解，这也许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大框架，每一个问题里面其实有许许多多具体的事。

    拿第一个问题来说，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光这个问题就很大，市场体系不是说哪个市场，包括商业市场、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要统一开放。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统一，地区分割、地方保护、部门保护到处都有；而且门槛还很高，有各种限制；还有竞争无序，现在竞争很成问题，垄断到处都是，只有竞争式的市场才能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竞争也不是乱来，而是有规则的，怎么能够把规则建立起来呢，这就产生了全民素质的提高，牵涉到监管方式的改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想大家都应当参与到这个研究中来。

    1990年、1991年的时候经济很困难，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路线图，1994年开始执行，这就建立了中国崛起的制度基础。所以，前景应当是很有希望的，关键就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本文是吴敬琏先生8月10日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上海）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内容由研讨会主办方提供、本报记者整理，略有删减，未经作者审阅。图片摄影：李铭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