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之后,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
来源:中国贸易报
■本报记者 栾鹤
编者按: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叙利亚问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各国舆论对上周召开的G20圣彼得堡峰会期望值颇高。然而,虽然会议发布了G20峰会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27页的领导人声明,但是,分裂的G20难达共识。当约占世界GDP总和的85%的大国在公众场合只留下了握手和微笑,而在单独会面中针锋相对时,或许你会明白: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第八届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业已结束,峰会的成果似乎乏善可陈。
德国《柏林日报》以《徒劳的G20峰会辩论》为题说,G20峰会几乎只留下了握手和微笑。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曾经拥有的团结精神已经不复存在。法国《回声报》得出的结论是:“最大的成果是在全球协调反偷漏税方面取得共识”。但这显然不是当前最重大的问题。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G20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充分表达了“同舟共济”的政治共识。在随后的伦敦峰会上,这一政治意愿被转化成具体行动,1.1万亿美元的巨额刺激计划将世界经济从危机的边缘拯救回来……相较那时G20成员的团结一致,如今的场景显然逊色不少。美元地位问题、全球金融政策协调问题、避免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冲击新兴国家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等问题,无一不是老生常谈,又无一不是浅尝辄止。
经济议题过于松散,使“跑题”成为必然,难怪“叙利亚晚宴”会成为欧美媒体G20报道的主角。正如外媒所称,在G20峰会上,金融和经济事务似乎只是次要问题。
当下,世界经济前景仍不容乐观: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发达国家增长动力不足、新兴市场国家增速放缓。G20之后,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
大整合时代到来
“在西方学者和媒体将TPP和TTIP的组合称为‘新西方联合’和‘经济北约’的2013年,全球经济格局已经进入全新而矛盾日益尖锐的又一个大整合时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王在邦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趋势催生经济格局变革,在王在邦看来,当前,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日渐成型。
在这一格局中,发达国家有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经验,一方面,拥有突出的科技优势、产业优势、金融优势和成熟的社会发展水平,主要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和高端服务;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累积了较多的社会与财政负担,劳动成本普遍高企,发展空间狭小,就业压力居高不下。
相比之下,多数新兴经济体科技和金融积累薄弱,产业水平处于中下端,但劳动成本低廉,发展空间很大,财政负担较小,经济充满活力。
王在邦还特别提到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盛行的区域自由贸易趋势。他指出,区域自贸虽然带动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发展,但风险却很大,因为这容易形成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非区域贸易安排内的国家和地区将受到歧视。这与多边贸易体制能够带来的公开性、有效性是矛盾的。
世界经济在矛盾中前行
王在邦分析,多元梯度非对称经济格局派生出四大矛盾:
一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的矛盾。这类矛盾涉及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变化,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前者盘踞世界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长达几百年,后者则是近代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新兴经济体群体性迅速崛起大大超出发达经济体的心理承受力。双方矛盾将集中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纠纷、产品服务贸易竞争、区域经济事务主导权及国际经济体制机制内的权力再分配角逐。美国在亚太强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美欧间推出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反映出美欧急欲拼凑排他性区域经济集团以与新兴经济体竞争的野心。
二是实体经济群体与虚拟经济群体的矛盾。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构成实体经济存在与运行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冷战后全球化加速发展,源自发达国家的跨国资金流动始终是世界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吸引外资多寡被视为衡量一国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但是,就像刚刚过去不久的金融危机表明的那样,以金融系统为主体的虚拟经济完全脱离实体经济,难免导致过度杠杆化,加剧金融泡沫膨胀以至破裂的风险,无情地绑架实体经济,使世界经济从系统性流动过剩突然转变为流动性短缺。由于存在“食利国家群体”和“创业国家群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难免表现为国家间矛盾,如美英与中德日等国家间的矛盾。
三是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的矛盾。
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能源资源富集国与消费国之间,二者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缺乏持续稳定的能源资源供应,后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没有保障。反之,没有消费国群体的持续稳定需求,能源资源富集国的比较优势就荡然无存。同时,二者在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上又彼此竞争,相互制约,供方希望尽可能获取高价收益,需方则期待尽可能减少消费支出。这种情况极易引发投机从而导致市场动荡,刺激能源资源开发多元化。而且,正如多年来世界市场上“中国一买就贵”那样,供需过度失衡极易引发卖多必贱买多必贵的结果。
四是经济多极化与金融单极化的矛盾。
世界市场运行需以某种或某些世界货币充当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和贮藏手段,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关系构成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条件下,国际货币关系却表现为美元霸权。
这种经济多极化与货币单极化的矛盾又派生出美元世界化与美元发行权国内化的矛盾,以及全球化条件下宏观政策协调与美元霸权的矛盾。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势必利用美元霸权谋求私利,从而绑架世界经济。正是2007年至2009年美联储秘密地近乎无息向金融市场投放7.7万亿美元,导致危机年代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美国金融机构在危机年代却赚得盆满钵满。
金砖国家合力迎战金融动荡
战争、货币、恐慌……让这个世界依然处于混沌之中,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也成为摆在世界面前的一大难题。近期,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规模的预期、叙利亚紧张局势都加剧了新兴市场的动荡。自5月以来,印度卢比和巴西雷亚尔跌幅达20%左右;印尼盾下跌了约16%。新兴国家货币呈现“全线崩溃”状态。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未来在国际资本问题上,印度寻求中国帮助是有可能的;二是印度的货币问题是否会转化为通胀?
G20峰会为金砖国家寻求应对之策提供了时机。本届G20峰会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就设立应急储备安排、成立开发银行等议题进行磋商。金砖国家曾在今年3月的德班峰会上提出建立金砖储备银行,就银行建立的政府间会谈已经在今年8月展开。据悉,五国已在建立发展银行的多个原则和细节上达成共识:创始国仅是五国,银行由五国领导和管理,资本金总额为500亿美元,采取意见一致的决策机制等。
G20峰会期间,五国领导人表示,金砖发展银行的筹建谈判进展顺利。目前,印度、巴西、南非等国面临的经济困局也将加速应急储备的建立。中国作为重要的金砖国家之一,困难之时勇挑重担,将在千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库中出大头。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对此解释说:“大家会问中国参与这种安排的意义。众所周知,如果能够防止金融危机、增强金融稳定,实际上对大家都有好处,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好处。新兴市场是增长的主力,对中国也是有重要战略意义的。”
新兴市场特别是金砖国家之间的团结互助,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王在邦认为,新兴经济体在金融安全方面仍存风险。资本逐利本性、金融全球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经济多极化与美元霸权的矛盾以及国家间残酷竞争,使中国等实体经济厚实、金融实力薄弱、竞争经验欠缺的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金融安全压力。
近年,美欧日近乎同步的量化宽松曾使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空前通胀压力,美联储为在美元泛滥的背景下维护美元信誉便蓄意打压黄金价格,伯南克一句“美联储将减少债券购买”立即被市场解读为美国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导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寒流汹涌。
未来某个时机,不排除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引发新兴经济体资金外流、金融资产大幅缩水的情况下降低超额准备金率。如此一来,中国等新兴经济的优质资产极易遭遇恶性并购,多少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成果极易遭遇“合法掠夺”。眼下,国内外舆论热议“二次东亚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并非完全耸人听闻,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如何把握和安排国内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市场发育和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等问题的轻重缓急,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