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法律服务 净化经贸环境

    ■本报记者  邢梦宇

    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转型期，在寻找增长新动力的过程中，业界已经逐渐认识到，从国内来讲，政府行政审批手续繁琐、市场准入限制随处可见，成为制约市场活跃的障碍。从国际环境看，欧美等发达国家频繁对我国产品、企业挥动反倾销反补贴大棒，贸易摩擦时有发生，也打击了企业的对外贸易积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对于如何进一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如何妥善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北京创为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佳申、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任海全、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国际合作委员会主任杨琳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记者：在贸易保护主义重又抬头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经贸交往不断遭遇“险滩”，您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如何应对贸易摩擦，需要建立哪些应对机制？

    杨琳：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大国的情况下，应对贸易摩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培养了一支精通国际贸易和国际贸易规则的专业人才队伍。因此，我们有充分的条件和能力做好新形势下的进出口公平贸易工作。

    今后，除了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之外，还要调动各方面力量来配合企业做好贸易摩擦的应对工作，其中特别是要发挥中国律师的法律顾问作用。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商务主管部门在此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新的举措，包括前不久举行的商务部律师事务所库——贸易救济子库的招标。

    记者：现阶段，我国各个领域，如银行、铁路、电信、医药等行业都对民营资本敞开大门。从法律层面上讲，该如何引导和规范民营资本投资问题？

    张佳申：我个人比较关注银行业吸引民资的问题。我国法律并不阻止民间资本投资设立银行，但实践中的审批环节却将民资挡在门外。银行业的高门槛滋生了许多违法乱象，一些公司无金融业资质却在违法经营银行业务，大量闲置的民间资本投向地下钱庄，合法的小额贷款公司却没有吸收公众存款的权利。受利益驱动，不排除个别公司暗地里进行着变相吸收存款的事实行为，这不仅造成国家金融税收秩序的混乱，也使普通百姓的资金安全面临风险。只有放开市场准入，使各种地下操作暴露在阳光下，才能保证民众的资金安全，才能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放开民资进入银行业、加强监管，才是正确的选择。期待立法层面尽快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任海全：我认为最关键的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发挥能动作用，政府强化监管职能，尊重市场规律，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首先要打破行业领域的限制，让民营企业参与进来，与国企一起竞争，只有竞争才能打破垄断。其次要保护小股东的利益，让国有控股企业中的“民营股”真正受益。最后，要尽快落实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让穷人和富人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创业。

    记者：您认为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将对民营、中小型企业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张佳申：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即所谓“宽进严管”。众所周知，公司的资产随其经营活动始终处于变化的状态，所谓的注册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仅反映公司设立时的资产状况，除对公司的设立带来障碍以外，对于公司的经济实力、偿债能力无实质参考意义。取消限制，诚如国务院会议所言，能够促进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型企业成长，带动就业，推动新兴生产力发展，此系“宽进”带来的益处。而严格法律监管，才能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保护投资人及与公司进行经济活动的其他市场主体的相关权利。严格监管所涉及的公司信息的公开，也将促进社会监督，从而强化监管的效果。

    任海全：除了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产生经济影响外，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还具有深刻的法律意义。《刑法》和《公司法》当中与之相关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抽逃出资罪等也将不复存在，创业者不会再因为“两虚一逃”而获罪了。过去，为了符合注册资本的要求，有些企业不得不弄虚作假，使得企业从成立之初就先天不足，缺少诚信。

    值得注意的是，取消企业最低注册资本要求的前提条件是“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如果法律、法规对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出资时间有要求，创业企业仍旧需要满足法律规定。我国现行《公司法》实际上对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与出资时间都有严格要求。因此，只有在现行《公司法》修改后，创业企业才可以实际享受低资本注册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