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两会经济热点 理性应对改革难题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栾鹤

    编者按：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中国两会吹响改革进军号。

    说形势，提建议。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如何“落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怎样推进，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畅谈经济热点，积极建言献策。如何在企业改革中看市场“脸色”、如何在金融改革中防控风险、如何回应民生关切化解住房和养老难题？社会各界集中关心的问题，既是中国发展待解的难题，也是中国改革攻坚绕不开的顽石。

    企业治理篇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习近平总书记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

    国企改革：管理层如何去行政化

    国企高管和政府官员没有明确界限，这个问题一直饱受诟病。

    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也直指国企行政化弊病：国企管理者往往身处企业，却有行政级别，干不好换个地方照样做官。高管薪酬主要依据的是“有关规定”，与企业的效益和发展关联度不高，企业价值最大化很难成为国企高管的目标，灰色收入、损企肥私却往往成为他们的选择。市场化选聘高管后，薪酬的双轨制更是人为制造矛盾、打击士气……问题还在于，既是“干部”，就要“定期交流”，无心对企业进行长期规划，更无法把企业发展视为自己的事业。更为荒唐的还有电信运营商间的“一把手轮换”，你今天设计的竞争策略明天针对的就是你自己，何来竞争动力？

    国企拥有的资源多于民企，管理层总体上也是兢兢业业的业界精英，为什么效率反而低？两会代表委员指出，正是由于“行政化”下的国企高管不是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因此，要焕发国企活力、提高国企效率，应依据三中全会《决定》的思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企业高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这将意味着：要按照职业经理人市场化标准，确定国企管理人员待遇，规范职务消费和业务消费；按照企业的价值对高管进行考核，采取股权激励等措施，把国企特有的社会责任也纳入量化考核，如政策性、公益性亏损计入考核体系等，以业绩论英雄；高管的任免、任期等，主要由股东会、董事会根据企业业绩和发展需求确定。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对媒体透露，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将取消行政化任命，由董事会来选聘管理层。

    “在治理结构上，行政任命和改革方向是有冲突的。真正改革之后，应该根据股权比例多少选出股东代表，然后股东代表通过董事会的选举进入董事会，完全按公司法规定的程序来走。下一步会先搞试点，试点成功后逐步推进。”黄淑和说。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强调，国企的职业经理人应区别于国家干部和公务员身份，与股东是合作关系。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团队经营机制才能真正推动以市场为主体，才是真正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混合所有制：民企能有多大话语权

    对于混合所有制，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的担忧似乎代表了民企的心声：“我主要担心民企进入国企后的控制权，如果民企参与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仅仅只是参股，没有控制权和话语权，国有企业此前的机制就转换不了，相当于送钱给它用，对于民企的风险太大。”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党组书记李毅中坦言，以中石化加油站向民营资本开放为例，想法虽好，但涉及到的资产评估、债权债务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尚未解决。国有资本块头大，让民企参股入股却没给那么大的分量和话语权，时间长了民企会不会遭到排挤呢？民企的担忧很正常。

    全国工商联通过调研发现，一些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具备一定实力之后，已经在通过参股或与某些项目合作，主动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从而参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当中。另外，有些民营企业在进入垄断行业时，往往遭遇到各种“玻璃门”、“弹簧门”和“旋转门”，于是通过参股国有企业获得进入垄断领域的机会。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国企的优势增强企业的实力，另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戴“红帽子”，使自己在招投标中赢得机会。

    据记者了解，目前116家中央企业中，引入民营资本的企业已占52%；中央企业和所属的子公司中已上市的有378家，其中，民营资本占逾53%。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工商联主席赵晓勇看好混合所有制发展前景，他举例说，某一个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各占50%股权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连续7年保持高速发展，每年30万辆微型车产销两旺，成为国企与民企在汽车行业结合的良好典范。混合所有制企业集合了国有企业管理规范和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双重优势，形成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利益共同体。

    李毅中表示，到2013年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35.3万家，其中，股份制企业数量占66.9%，资产占60.2%。在股份制企业中就有不少是属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所有制的变革增强了企业活力，推动了新型工业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他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落实到企业，做好顶层设计。

    金融监管篇

    “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我国金融形势做出了如是阐述。不过，“钱都从哪儿来”、“钱都去哪儿了”？下一步，防范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

    地方债务：风险是否一触即发

    “地方政府即将迎来偿债高峰，流动性风险会成为重要风险。”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行长许海表示，防范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迫在眉睫。

    “越滚越大的地方政府债务‘黑洞’已成为发展道路上去不掉的‘心病’。”许海说，几年内短期债务到期，问题会集中显现，但其主要问题是债务短期流动性问题，而不是偿付能力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表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过快，风险不断加大。地方政府举债来源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和过度依赖土地偿债，容易引发财政和金融风险交叉感染。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地方债最大的风险在于其不透明性。“过去地方政府发债，潜规则强制替代明规则是既定事实，地方政府的负债余额绝大部分是隐形发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是要‘阳光化’地方债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性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

    辜胜阻建议从6个方面入手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一要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责任制，明确“谁负债，谁偿债”的偿债主体责任。

    二要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三要激发民间资本活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公私合作伙伴模式，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

    四要借鉴发达国家利用市政债券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融资的经验，有序推进地方市政债券的发行。

    五要加快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根据经济发展和产业增长、政府融资机制、债务偿还资金来源等通盘考虑，寻求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平衡点。

    六要建立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风险预警机制，让政府性债务在阳光下运行，改变地方政府性债务多头管理、各自为政、责权不明的现状。

    影子银行：体量到底有多大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最近发表的《堡垒出现裂痕？中国金融领域面临更严峻挑战》及《中国增加金融风险透明度的压力日益加大》两篇报告中称，中国的影子银行业务已经吸引大量关注，金融业的不透明进一步凸显相关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表示：“现在有些舆论把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吵得很严重，好像要中国对世界经济走势负责。这没有道理。”

    他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中国的影子银行量占中国GDP的比例在10%左右，而美国的影子银行量占美国GDP的比重是150%。把出现的问题抛给中国，似乎有悖常识。第一，和美国相比，中国影子银行的量、范围并不大。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影子银行有个特点，就是杠杆比例是比较低的，信用创造能力是比较弱的，比如说有些衍生产品在中国都不允许开展，有严格的监管。

    杨凯生称，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已下发关于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管理的文件，对影子银行的业务如代客投资、代理销售，对银行或者影子银行机构都提出了严格要求。

    “据我所知，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其他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从事这些业务时都是努力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去做的。我们要高度重视影子银行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因为它和我们传统的银行资产负债表内的业务确实有区别，我们对它的规律认识得还不足。没有必要把中国金融业，尤其是所谓影子银行业的金融风险看得那么悬乎。”杨凯生说。

    “按照国际上的定义，影子银行发挥的是信用中介作用，但没有在政府监管部门之内。”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在政协经济组联组讨论会上表示，按照这个标准，中国没有影子银行，我国银行和非银行业务都在监控范围内。对于影子银行的钱流到哪里去了，周慕冰表示，银行表外资金还是流向了实体经济，只是有一些政策限制行业，如房地产或一些产能过剩产业，这些按照现有标准在表内不能获得贷款的，通过影子银行获得了资金。

    民生服务篇

    “乐事还同万众心。”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参加山西代表团审议时吟诵晋祠对联谈改善民生。他说，用现在的话，就是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民生领域涵盖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住房、养老问题将是政府改革不能绕过的环节。

    房地产：房价如何合理回归

    房子一直是中国人幸福生活的载体，安居乐业是老百姓最朴实的理想。最近几年，房地产一直是两会的热议话题。

    “随着政府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北京房价会回到一个合理的理性空间，我们是有这个信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月份的房价环比已经出现下降。”3月5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回答京津冀一体化对北京房价影响的问题时表示，“市区的房价肯定要下降”。

    李市长的这句话立即引来网上热议，甚至登上某网站的“两会语录热搜榜”。买房者还没来得及重拾希望，李士祥就出来澄清，京津冀三地的协作以及北京一些城市功能的疏解会引起北京房价下降的说法是误解。

    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对房地产的表态在两会期间更为引人注目。他表示：“我们还有10年稳定期，因为我们到城镇化的末期至少还有10年到15年。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对那些收入比不合理的城市采取微调的办法，逐步地降低收入比，实现平稳过渡。我们不会出现日本那样的房地产泡沫崩溃，但是如果不注意局部地方的调控，就可能出现海南、温州这样的局部房地产风险。”

    在政协经济界讨论时，仇保兴表示，要针对不同城市的房地产情况进行分类调控，房价和收入比超过10和8的近20个城市风险较大，需要降温，平抑房价，防止在城镇化末端出现系统性泡沫崩溃，同时要更多采取局部调控和经济手段，进行供需双向调节，遏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建设保障房和共有产权房，减少和停止两套以上住房的贷款来去杠杆化，以房地产税增加投资和投机者的持有成本。

    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在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房地产税法草案和环境保护税法草案正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积极起草。

    “房地产税法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工作机构会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条件成熟时会依法提请审议。环境保护税法草案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会由国务院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阚珂说。

    养老产业：“银发”红利怎样释放

    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情况不同，中国以发达国家一半的人均收入水平进入老龄化社会，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型国家。用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徐辉的话说：“中国用了10余年、20年的时间迈入老龄社会，我们是跑步进入养老社会。”

    养老院“一床难求”，老人排队要等到多年以后，养老业从业人才短缺，养老产业面临困境。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树芬认为，养老产业是朝阳产业，应从国家层面研究制定养老产业发展规划。目前，一些地方仍然不清楚养老保障和养老产业的区别，简单把养老定位于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使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承担了托底责任，忽视甚至缺乏发展养老产业的意识。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惠强表示，“银发浪潮”使得我国养老危机正逐步凸显：一是未富先老，家庭养老负担较大。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高昂的护理和医疗费用将成为养老的两座大山；二是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健全，养老金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均有待提升；三是老年资产以储蓄为主，不能完全应对通胀风险，更难以解决高成本的老年医疗和护理问题；四是养老服务市场发育不全且供给不足，再加上传统观念影响，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较低，与形成“老年人口红利”的要求相距甚远。

    郑惠强建议，吸取国际经验，建立科学的养老金资产配置和投资机制，建立“以房养老”等个人理财计划，打造多元化、可持续的养老资产管理体系。对于发展社会化养老产业，一方面，要推进可持续照料的养老社区建设，鼓励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和房地产开发商跨界合作、共享资源，投资养老地产，共同打造功能性完整的老年社区；另一方面，要鼓励投资建立专业的老年家政和护理机构，建立医疗服务治理机制，改善老年医疗服务质量。鼓励保险公司深化产业链，以独特的资源禀赋投资养老医疗设施建设，打造养老保险、医疗服务等一条龙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