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人”的前途关系到国家前途

    社会学者吕途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一书中坚持用“新工人”这个称呼来指那些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或者打工者。

    在吕途看来，从事农业生产就是农民，在城市工作生活就是工人或者市民，使用“农民工”隐含着一种身份歧视，并为剥夺打工者在城市的权利找到了借口。

    吕途希望通过称呼的改变来为这个群体争取应得的权益——他们是工人，不是季节性进城打短工补贴家用的农民，因此，国家的政策必须将他们当作工人对待，让他们获得在工业生产中、在城市中安居并进行再生产的能力。

    吕途的初衷是好的，事实上，“农民工”这个词虽不悦耳，但也时刻提醒所有人，这群所谓“新工人”，就是城乡不平等的结果。要发展新型城镇化，就必须直面这个群体的困境。

    “就业是最首要的问题。”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陈锡文看来，农民之所以愿意到城里来，就是因为城里有更稳定的就业、更好的收入，他们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想在这里挣更多的钱改善自己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要加快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

    根据现有统计，城镇全部就业人口大概不到3.8亿人，而这些人在国有部门就业的不到7000万人，也就是说，城镇就业80%以上是靠非国有部门来提供岗位，所以在政策上一定要让非国有部门和国有部门获得同等的政策条件和环境，促进它更快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2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经超过2.6亿。很显然，中国已经成为“农民工大国”。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劳动者素质偏低，“技工荒”席卷全国。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表明，截至2012年底，全国累计取得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的只有1575万人，大量农民工未经培训或仅经简单培训就直接上岗了。

    民进中央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姚爱兴认为，建设“技工大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00年到2010年翻了一番，但在“金砖五国”中仅略高于印度，且仅为韩国、新加坡的1/3，德国、日本的1/4，美国的1/5。而如果现有劳动生产率提高到3倍，即达到韩国、新加坡的水平，可有效缓解日趋紧张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陈锡文说，居住在城镇中的居民，有1/3的人是没有当地户籍的，要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就有很大困难。户籍就是一个本，就是几张纸。如果给你换了一个城镇户籍本，但是户籍本后面所承载的一切，即社会公共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能解决的话，那这张纸也没有太大的用处。现在大概已经有十二三个省市自治区宣布废除两种户籍制度了，户籍本是一样的，但待遇不一样。归根到底是要解决进城农民的融入问题，而这取决于能给他什么样的基础公共服务。

    对于农民工问题，不能止于对“黑心老板”的控诉，也不能仅采取通过诉苦取得道德优势的策略。要回头去深究背后的原因，清楚认识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文化结构的变迁。而到底是叫“新工人”还是叫“农民工”，不解决关键问题。

    “新工人”体现的是一种诉求，它不仅包含我们对工人和所有劳动者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的追求，也包含一种渴求创造新型工人阶级和新型社会文化的冲动。借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的一句话：“‘新工人’的前途关系到中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