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密宗简介

    大唐开元纪年之前，流传于中国的佛教经典中也有真言密咒及陀罗尼。但这一时期的密咒，常被称作中国密宗传承中的初期杂密。史称“开元三大士”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天竺高僧，先后于大唐开元年间将《大日经》和《金刚顶经》《苏悉地经》及相应的修持仪轨传入中国，方宣告中国纯密时期的开始。依此三部大经和金刚界、胎藏界两部曼荼罗进行修持的法脉，形成了中国密宗最早的一支——唐密。同样是唐朝时期，以天竺高僧莲花生和寂护为代表的僧人将显密教法传入吐蕃，并逐渐与藏族苯教文化和内地佛教（包括禅宗、唐密）、道教、儒家文化，以及医学、工巧（手工艺术、建筑）等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密宗的另一支——藏密（学修体系）。上世纪20年代，据说内地印心宗初祖“大愚阿阇黎”在庐山东林寺于定境中，得到普贤菩萨亲传的密法，因谓之“密藏‘心中心’无相上乘密法”，故而法统得名“心中心密”（亦称“印心宗”），并随之弘传成流，成为中国密宗又一流派。

    中国藏密和唐密均曾于大唐会昌年间受到过沉重打击。在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后的一百多年中，卫藏地区佛教势衰。但星火复燃的下路弘法与西来的上路弘法，终使卫藏地区再次大规模燃起佛教圣灯，使以显为基、以密为主、显密一系的藏传佛教（完整的藏密学修体系）再次发扬光大。后世中，人们将朗达玛灭佛之前的吐蕃佛教弘扬时期，称作“藏传佛教前弘期”，将百年之后卫藏地区佛法再次大规模弘扬并不断传承的时期，称作“藏传佛教后宏期”；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唐密因历史和各种机缘方面的原因，现于国内已难见开元宗风。但唐密传于日本后形成的“东密”和“台密”教法，却很昌盛。民国时期，中国高僧持松法师（密林），曾三次东渡，两上高野，求得密法后，建立了上海静安寺真言密坛。此外，还有不少如持松一样的行者，均曾致力于唐密教法的往溯和弘扬，并都坚持东密、台密同弘，融二密于一体，力求还原唐密，再续源流；起自于上世纪20年代的“心中心密”，作为历史上形成时间最短的一支中国密宗流派，其传承祖师多为在家行者，近乎于藏密法统之“瑜伽士”。由于心中心密教法易行，故而信众自来遍及大江南北。

    在当今中国佛教流派中，相对而言唐密法统虽已少见，但完整的藏密学修体系——藏传佛教，却非常活跃。它大小乘兼具、显密一系、学修并重、次第井然、门风高峻、戒律精严，其法统形成后虽然在朗达玛灭佛时期遭到过沉重打击，却仍然得到不断发展，并传承至今。现在，中国密宗佛法已远播于世界各国，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正以独特的方式，滋润着不同国度各种肤色人群的精神世界。另外，心中心密虽然发展较快，但宗门法统大多行之于汉族地区。

    唐密

    唐密，便是唐代开元年间由天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三位高僧传入大唐，并融摄前期杂密广弘于斯而形成的密教法统。

    除了法身佛、金刚萨埵、龙树菩萨、龙智菩萨（唐密四祖龙菩提）为中国密宗两大流支的共祖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空海大师均被奉作唐密之祖。天竺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大师皆于大唐开元年间来到中国，史称“开元三大士”。不空大师入唐后，师从善无畏、金刚智，灌顶受持了金刚界和胎藏界曼荼罗两部大法，之后又返回天竺得到龙智菩萨亲传。一行祖师精通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对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开元三大士和一行祖师均为大唐国师，其中不空祖师更是以国师位历任三朝。几位祖师住世于大唐之际，翻译了很多佛教经典，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三位高僧将《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及相关密修仪轨传入唐朝后，标志和宣告了中国纯密时期的开始。

    所谓“入道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无论是哪个佛教宗派或正法行持，均是回归本真的方法，并且出离世间成就圣果的悉地，均与得同位圣果者无异。唐密也强调把持自心，不为境转，不被幻相所迷，不执于境界，发大愿力，依教而行，精进奋发，不恋小术，以成佛为目标。唐代的22位皇帝中，有19位信奉佛教，其中6位皇帝曾入坛受过密法灌顶，当时的唐密教法可谓荣盛至极。在唐朝灭佛的会昌法难之后，唐密教法便逐渐衰落。尽管近代的东密和台密又有回传中土的行迹，但仍未广被人知。公元1987年农历四月初八，沉睡于法门寺地宫1113年的佛祖指骨舍利和大唐王朝众多绝代珍宝，随着挖掘工作的推进，震惊了整个世界。然而存放真骨舍利的五重宝函顶面錾刻图案，便是唐密之金刚界八十一尊曼荼罗。并且供养舍利的所有珍宝摆放方位，据说也集成了曼荼罗妙象。由此，唐密再次以实物为载体穿越了时空，祥光夺目地映入了当代人眼帘。

    五代及宋、元、明时期，尽管唐密行持日渐低落，却仍然存续于内地。有专家认为唐密作为宗门法统，应当至明朝时期才逐步衰亡。至于元代藏密法统广泛宣化内地之时，是否有瑜伽行者兼持唐密、藏密教法，尚无详实史料佐证，但一些唐密教法和密咒陀罗尼至今仍普遍存在于内地净土等各大宗门。

    藏密

    藏密，是中国密宗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统即是以莲花生、无垢友、摩诃衍那、莲花戒、弥底、阿底峡等为代表的天竺和内地高僧，以及以仁钦桑布为主的众多到印度求法的藏族高僧为代表，弘传于藏族地区的密法传承。这些密法在与显宗教法同弘中，融摄了诸多本土文化，进而形成一支极具藏族文化特征的佛教法统。

    有人将“藏密”简单称作“藏传佛教”或“喇嘛教”，亦或将藏传佛教简单地概括为“密宗”，继而又在此基础上将汉传佛教归结为“显宗”，这些说法都不确切。因为藏传佛教不仅同时包含显宗和密宗，而且显宗教法内容占绝大部分。另外，“喇嘛”一词，含摄“无上”与“不二”之意，是离常断二边的“一真了义”（究竟之意）的概念性言表，所以藏传佛教的僧人相互问侯时，也只以“扎巴”或“阿喀”来敬称对方，不会称对方为“喇嘛”。所以用“喇嘛教”一词称呼藏密法统或藏传佛教，尤其不被藏族同胞认可。可见，“藏密”一词的含意只代表藏传佛教中的密法内容。若从源流和修行的角度来分析，藏密便是藏传佛教的高阶次学修内容，甚至是终极学修的教法内容。其次，藏密法统中也同样存在深浅有别的四续部（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教法。虽然也有行者直接按照密续部次第直接学修藏密教法的情况，但仅表现于极个别教派或特定条件的个体。历代修持藏密的成名高僧或生起验证的密法大成就者，绝大多数以学修显宗教法为基础。所以历代藏密学修者在实践中所体现的“显密学修集于一体”，并非密修仪轨和显密经论内容的简单叠加，而是“理”与“心”，“心”与“行”，“行”与“证”的有机统一和深度契合。因而“显不离密、密不离显、显密同弘、次第井然”的教授才算是完整的藏密学修体系。虽然也有藏族僧人一生只学修显宗教法，但为数甚少不具有代表性。从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九乘次第结构及格鲁派等各大宗门的次第结构与学修范式中，便可印证此理。

    上述情况使对藏密源流的文字表达变得非常有趣。虽然不能简单将“藏密”称作“藏传佛教”，亦或将“藏传佛教”简单称为“藏密”，但只要谈藏密或讲述其源流，就不得不总摄藏传佛教的整个发展历程。故尔后文中讲述藏传佛教，即为叙述“藏密学修体系”，称谓虽异，但皆务主题。

    心中心密

    上世纪20年代，一位法号“大愚”的佛教修行者在庐山东林寺苦修“般舟三昧”，据称在甚深禅定中感得普贤菩萨现身为之灌顶授法。并称“密藏内有‘心中心’无相上乘密法，合应末法时代众生之机，藉佛、菩萨加持之力，以证本真，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用以补禅宗仅恃自力修行之不足，最合时代机宜。”此后，得受密藏法统“心中心密”教法的大愚阿阇黎苦修七年，彻证本来之后下山弘法，时人亦称其法统为“印心宗”。大愚阿阇黎初弘心密之时，望风皈依者数万，入室弟子亦有两百余人。后因信众多重神通而不求悟道，遂归隐僻境继续潜修。

    印心宗初祖大愚阿阇黎归隐前，曾嘱咐得承阿阇黎法位的心髓弟子“王骧陆”布道，因此后人尊其为印心宗二祖，号“仁知阿阇黎”。王骧陆阿阇黎弘法时期，摄受门人逾万，据称随其学修成就者亦有数百。他在广弘心中心密法期间，著有《心鍠》《金刚寿》与《心经》《金刚经》《圆觉经》《六祖坛经》《阿弥陀经》等经文注疏，后世均成宗门要典。1958年，王镶陆阿阇黎在上海寓所示疾，遂授法及阿阇黎位于心传弟子“李钟鼎”。之后不久，手结随心陀罗尼印契数日，安祥逝去。李钟鼎受法承袭灌顶阿阇黎法位之后，广弘宗门教法，时人称之为“印心宗三祖”，号“元音老人”。元音阿阇黎早期曾随高僧兴慈、应慈等人学修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教法，并常修禅定。后皈依印心宗二祖学修心中心密法。二祖仁知阿阇黎辞世后，他继承宏愿广度有情。弘法时据心密而兼引禅宗、净土宗广利门人。并且他尤善“以禅解密”“会密于禅”，所行所指均能如法彰显印心旨趣。几十年中，元音阿阇黎法履遍及大江南北，徒众不可胜数。他一生中著述颇丰，《佛法修证心要》《心经抉隐》《恒河大手印讲义》《中有成就秘笈》《佛法修证心要问答集》均为其传世著作。千禧年正月初一，元音老人应缘而辞世。

    印心宗三祖元音阿阇黎辞世前，未标立新祖，只言“有道自能弘开”。大愚阿阇黎于定境中在普贤菩萨座前得受心中心密法，与谛罗巴尊者在定境中得受金刚持授法灌顶方式一致。

    （任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