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新兴国家话语权 评级机构期待改革
来源:中国贸易报
三大评级机构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写道:“当今社会有两大超级权力机构——美国和穆迪。美国用炸弹摧毁你,穆迪通过降低你的债券评级毁灭你。有时谁也说不准两者中哪个更厉害。”1996年,全球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出版的《无疆界市场》一书宣告:谁掌控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全球资金的流向,就掌控了主权国家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就掌控了主权国家兴衰成败的命脉。
毋庸置疑,在当今世界,掌控全球债券市场和资本市场定价权的,是以穆迪、标普、惠誉为代表的美国信用评级机构。但对于他们的诟病,各界同样一直没有停止过。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日益复杂,金融衍生品泛滥、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很少有投资者能真正把握各类潜在的投资风险,需要一个大概的方向帮助他们进行判断。而三大评级机构用简约化的分级,直接影响了金融市场各类产品的定价。同时,对国家主权债务的评级也直接影响着该国的国际融资能力。
2011年年底,从希腊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再到欧元区宏观金融政策,评级机构连续发出了“降级”和“看空”的负面评价,引发欧元区问题国家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甚至完全失去市场的融资能力。一些市场人士评价称,这是又一次帮助国际对冲基金完成了做空欧元以牟取暴利的投机行动。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垄断性强,但前瞻性不足。当危机来临时,他们迅速降低这些金融创新产品的级别,放大了危机效应,被国际舆论普遍指责为金融危机的“帮凶”。在希腊债务危机一步步升级并演变成欧洲债务危机的整个过程中,三大评级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欧债危机每次加剧背后都有评级机构的影子。
推动评级机构改革
三大机构这种“顺周期”操作,导致形势好时“捧到天上”,形势坏时“落井下石”,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这种垄断的不公平因素导致对于推动国际评级机构改革的声音不断。大公集团董事长关建中表示,评级决定着资本的流向,决定着一个国家对国际信用资源平等利用的权力。而现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评级体系,使得国际信用资源分配极度不合理。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排在前15位最大的债务国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其中有12个获得3A信用等级,他们占有了国际债务总量或者国际信用资源的90%以上。他们利用评级的话语权,过度地或者超过本国债务偿付能力地去使用国际信用资源。
“亚洲整体上作为债权经济体或者地区,通过自己的贸易、出口赚来的钱再借给高信用级别的国家。这么多年来,国际资本的流向一直是这样的——依据评级引导资本的流向,但这其实是评级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的结果。”关建中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金融危机爆发本身就意味着,“三大评级公司所标榜的独立、公正、客观与科学,其实并不存在”。他研究发现,三大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总是“另眼相看”,比如中国2004年以前一直被标为BBB级(“适宜投资”的最低级别),中国的企业、机构普遍是不值得信任的BBB以下的“投机级”。迫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压力,标准普尔到2008年才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提升到A+。
江涌表示,大债权国与大债务国之间信用等级“倒挂”,直接导致中国政府,特别是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大增加,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负债累累的美国长期坐拥AAA等级,每年可以节省数千亿美元的利息支付,这本应是中国和其他债权国的合理、合法收益。”
市场分析人士称,针对评级机构的“口水战”,背后是“标准之争”,“标准之争”背后则是“话语权”之争,中国金融管理层正在这场话语权的“持久战”中渐渐树立起信心。
亟待建立双评级模式
但短时间来看,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仍难以撼动。目前,三大机构掌握了96%的信用评级市场额度,未来一段时间内,西方的模式和规则仍将主宰国际信用评级体系。
在关建中看来,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个能承担亚洲评级责任的新型评级机构,并构建国际“双评级”体系。
据了解,为顺应欧洲的需要,欧洲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计划组建一家由25家企业参与的集团,建立一个欧洲信用评级机构,以抗衡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据悉,目前这一计划进展顺利,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今年年初,来自葡萄牙、印度、马来西亚、南非及巴西的5家信用评估机构合资而成的ARC信用评级机构在伦敦正式启动,其宗旨亦在打破以三大评级机构为代表的西方机构垄断。
而在不久前召开的“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高峰论坛”上,包括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和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在内的世评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正式宣告成立并发表2015-2020年行动宣言,意在推动构建新旧两个评级体系并存和均衡发展的国际评级制度。根据该宣言,世信集团计划通过三个阶段的推动,到2020年在30个以上国家建立起“双评级”体系制度,并形成推广这一制度的有效法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