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无为 乃无不为

    ■明贤法师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道德经》

    循理应物，莫不有当行之路，为出于无为，乃无不为。前一章，老子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我们依之罗列了时下大众应当放下的五种紧张。如果真能依而行之，会有哪些收获呢？

    世人纷纷在有为事业中奔竞，尚名好利，祸害无穷。而圣人对其施以对治之方，则无不治之。其实，重在明理。世事有善则有恶，有尚（同“上”，即贵之以禄，尊之以位，奖励之辞。）则有争，不如使人无知无欲，所以这里强调“不尚贤”。

    “尚贤”是墨家的政治主张，墨子曰：“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何以知尚贤之为政之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

    老子的“不尚贤”主张，与禅宗“丛林以无事为兴盛、疾病以减食为汤药、是非以不辩为解脱、执事以尽心为有功、语言以减少为直接、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山门以耆旧为庄严、处众以谦恭为有理”（来自百丈禅师《丛林二十规则》），颇为相似；《禅林宝训》本书初由妙喜宗杲、竹菴士珪二禅师于江西云门寺所辑录，经年散逸，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净善得之于老僧祖安，因惜其年深蠹损，首尾不备，乃寻之语录传记，加以重集，即现行之《禅林宝训》。此书古来即盛行于禅林。其中，要求“丛林住持必须周旋于老皮参之间，而不得推重于真精进者”的道理相应，丛林以此常保安和！

    其实，“反也者，道之动也；弱也者，道之用也！”“政”是大众的事，不尚贤，是处理大众事的智慧。这里，老子就“不尚贤”所说的三句话，用以解决四件事：1.化（贪盗）乱；2.治（人类人）心；3.（安于）无为；4.入道。

    物诱生奔竞之心

    名和利，是世人最妨碍“大众安和”的欲望。如果“尚贤”，好乐于有能力又多才的人士，偏尚之举令民众竞习才能以争功名。因为，“尚贤”，即是“好（hào）名”，名是争之“端”，故说“争名于朝”。若上不好名则民自然不争；“贵难得之货”，是“好利”，利是盗之“招”（勾招）。若上不好利则民自然不为盗。

    有智慧的管理者，不去喜好和鼓吹富有才能的人士（不随便修随喜赞叹的法门）；也不去喜好或鼓吹难得好物，因为“尚贤”与“贵货”的做法，相当于“致鱼于木，沉鸟于渊”，会“把好人憋死，把百姓累死”。不尚贤，直到大众不欲名利，赏之不为盗的地步。

    这种提倡，是对“在上者”的要求，全在“在上者”不见名利有可欲，则“民众自能各安其志，而心不乱”。此时民众接受了不同价值观的引导，自然“不见可欲心不乱”。看来，关键在于“在上者”的习性。不立名与利的“标的”去鼓荡民众，这是“道之动”，反大众贪习而行之，故云“反也者，道之动也！”而当代社会在物质文明、工业文明的强势推动之下，“在上者”的名流大腕带头鼓荡了名利之欲，把“争之端”的“名”与“盗之招”的“利”，进行极致鼓吹，一发难收。

    工业文明与信息科技在当今的社会大行其道，但在古代的中国文化社会，却一直存在着严禁工业发展的死结，从来都固守以农立国，轻视工业和商业。尤其对于科技发明，认为是“奇技淫巧”，是机心所为。虽然在他国强过本国的竞争环境下，这些“奇技淫巧”被表彰了出来，四大发明的地位也一再抬高，但是，当强大的工商业体系形成了以后，人们猛然发现：很多“奇技淫巧”的使用者更愿意走小人的谋利路线，甚至不惜坑害他人。他们只考虑能不能拿到新技术，而不再考虑新技术该用还是不该用，机巧与技能仍然回到了“奇技淫巧”的位置上。他们面前的世界变成了太公望所说的“取天下者若逐野鹿，而天下共分其肉”！此时，名场上有“干掉熊猫，我就是国宝”的凶悍；利场上有“疯子买、疯子卖，还有疯子在等待”的疯狂！都是时代标签啊！

    为什么老子要强调“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他看到了人的欲望的危险性，所谓“世上无如人欲险”！朱熹诗云：“十年浮海一身轻，乍睹藜涡倍有情，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这都是老子“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理的注脚。

    其实，中华民族的各类信仰文化，都使民心变得“顺从”，这种顺从性也可能在特殊情况下被操控或利用。老子“不见可欲、不尚贤、不争、不盗”的主张，为信仰的人的顺从心理注入了独立智慧，减少了被利用的风险，这也是一种悲心！

    修行的圣贤，有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道德经》云：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段文字所交代的，是至关重要的修行入道理念，也是中华文化中最为优秀的由世间伦理趋入道阶的理念，更是《道德经》的精华智慧所在！

    其入道理念是：远离由“美善追求”所导致的恶与不善、远离由“尚贤贵货”所导致的争与盗，避免异化了的“尊美好善”与“尚贤贵货”，进而树立“由世间伦理趋入道阶的理念。”这基本与禅宗“不思善，不思恶，正恁（nèn）么时……”相似，但此处源于世间伦理。《六祖坛经》云：“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截断众流，当下返本。《道德经》却基于世间伦理的合理性，引入道流，这便有了普世价值。

    其实，无论是在儒家还是在佛门，如果能上升到“由世间伦理趋入道阶”，这样的理念都是至关重要的思想成果。它要经受文化褪变和人心习染的多重影响，甚至在很多时候，儒家与释门的“由世间而入道理念”存在着相同的危机：当这件事被褪变成“只求伦理”时，修行会变作“抽刀断水”；而若变成了“只求出离”或“求其不源于现实世间的出离”时，修行则衍化成“脱离现实”。在这件事上，儒家与释门的遭遇是相同的，只不过，佛教提早研究并解决了这个问题。佛教早在印度中世纪即在中观法门中解决了此难题，但这并不代表后世修行者不复遭遇其难。能否解决得了，也要依其对此事的解决态度及方式。不过，《道德经》此章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入道理念，搭建了一架世间伦理与解脱道的桥梁。所以，此章只归为“治国”是不对的。这里引导人人都开始修行。《道德经》第三章展现了解决此问题的非凡手眼！

    节选自明贤法师新书《中观见与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