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法家批评系列

    ■任钦功

    （1571—1617）是日本第一百零七代天皇，御名周仁，其为正亲町天皇的孙子，阳光太上天皇的儿子。后阳成天皇不仅自己勤勉好学，并且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召集有才学的侍臣对《伊势物语》、《源氏物语》、《百人一首》、《咏歌大概》等传统经典著述进行广泛宣讲；其推动发展了活字印刷术并对《古文孝经》、《锦绣段》、《日本纪神代卷》、《职源抄》等加以刊行，且广泛加以赐赠，使得国学有了积极的发展。而在书法上，后阳成天皇则有着更为精深的研究，留传下来大量的墨迹，成为了日本书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极大地丰富了日本书法史。

    安土桃山时代的日本书法由武将书法、僧侣墨迹和皇家贵族书法三大源流组成。这种构成延续了日本南北朝时代以来的文化构架而有了更大的发展。

    平安时代后期，随着保元平治之乱的出现，维持了数世纪的贵族社会走向了解体，代之而起的则是武士阶层，政治中心也由此转向了武家，这种政治中心的转移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变革。这一社会变革并未在短期内形成新的文化形式，也就是说在书法也未出现实际意义上的武将书法，只是由于政治中心的改变，因为有武士阶层为执政者所推崇的佛教文化不同，从根本上开始了对书法发展的质的影响。1333年随镰仓幕府的灭亡，日本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开始，以足利尊氏为代表的武家书法开始形成独自面貌。镰仓时代末期、南北朝初期的武家书法，在北山文化的影响下，同传统的贵族书法相融合，这时的武家书法才宣告了他的完成。历史推进到安土桃山时代，以丰臣秀吉、细川忠兴、伊达政宗、前田利家、毛利元等为代表的书人，把武家书法推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书法源流之一。

    无论武家书法如何发展，从艺术成就上来讲，安土桃山时代的书法依然传承着日本书法史上的主流，由僧侣墨迹所领军，代表人物则有近卫信尹、本阿弥光悦等。并且它们的这一历史成就则源自以后阳成天皇为代表的传统贵族文化的回归。

    后阳成天皇作为这一时代贵族的代表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反映在书法上则发挥着艺术发展上的导向作用，这可以从其统治下来的书法作品《咏菊花薰衣》、《书状》、《宸翰书状》得以充分印证。

    1590年丰臣秀吉在全国得以统一，商业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经济日渐强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了美的追求。而这种美的追求在形式上，平安时代的审美趣味成为了首选的追慕。后阳成天皇的《宸翰书状》是1610年左右写给鹰司信尚的书信，这件作品的书写风格是其书法的典型代表。在用笔上以圆笔为主，却没有柔弱之感，圆润中富有阳刚之气；用墨上以淡雅为主，由于其精巧的施墨，则充分体现了浓、淡、枯、湿的丰富变化，流溢着自然之趣；章法上随性而起，自然而收，错落相间，字体大小自然相益，整幅作品淡雅疏朗，富有贵族之气。

    以后阳成天皇为代表的“复古”书风虽然源自对平安时代书法的追慕，但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又是表现在各自在发展形式上对继承对象的不同。正如平安时代书家的代表空海，书法上的继承是直接来自于对中国晋庚书法的学习，在风格的形成上只是对王羲之、颜真卿等形体书法的再组合，这种组合形式是源自于当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构建都是中国唐代模式。这种构成单纯且方向明确。平安时代中期以藤原佐理为代表的书法在风格形成上则来自对中国书法的直接学习和对假名书法元素的吸收相融汇，故其书法在富贵典雅的韵致上更增添了洒脱和疏朗。

    以后阳成天皇为代表的对平安书法的再追求虽然审美趣味一致，但由于整个社会文化背景的截然不同和书法继承对象的复杂而决定了审美形式上的区别。在这一文化环境下，不可能是对平安书法或是中国书法进行单纯的继承，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本土”书法的影响，这种“本土”书法包含着假名书法、武家书法、僧侣墨迹等各种概念的融汇相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