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维权任重道远

    ■本报记者  张莉

    历时2年，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以下简称《北爱》）著作权官司终于尘埃落定，经法院调解，陈思诚向李亚玲道歉并支付编剧稿酬及利息。

    自2012年《北爱》电视剧播出至今，编剧李亚玲与该剧导演陈思诚之间关于著作权、稿酬的“战争”就没停歇过，直至断交。陈思诚甚至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澄清，称著作权由他独享。而李亚玲在之后的近2年时间里，3次就该剧著作权问题起诉陈思诚。

    日前，李亚玲在微博上称，经法官调解，陈思诚的代理律师代表陈思诚向她表达了歉意，并支付了拖欠的稿酬及利息。她还透露，“以后陈思诚若再使用《北爱》剧本，必须获得我的许可和授权。”此外，她还表示自己已经撤诉，并且既往不咎。

    剧本的著作权应归属于剧作家

    影视圈里编剧、导演、演员三类主体之间就剧本问题产生嫌隙现象由来已久。

    自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全文公开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来，送审稿中关于剧本摄制权并入改编权、修改权并入保护作品完整权、导演和编剧的排序等方面内容，引发了很大争议。

    编剧余飞认为，作为把摄制权当作行业命脉的编剧，必须对这种改动进行全面分析。

    余飞指出，摄制权与改编权在外延上是有区别的，比如摄制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时，欲拍摄某祖传美食的制作过程，需获得的授权应是摄制权而非改编权。他表示，目前，在编剧只转让摄制权的情况下，其剧本常被人任意修改。当然，有的剧本通过改编会更精彩，而大多时候，剧本会被改得面目全非。一旦取消摄制权，编剧只能被授予改编权，制片者和导演、演员就可以随意改变剧本的结构、主题和人物关系，历史正剧也可能被改编成穿越剧，这无疑使保护作品完整权形同虚设。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资深法律顾问董文涛表示，作品是作者人格的延续，好比作者的孩子，法国《著作权法》甚至将作者在自己作品上署名的权利形象地称为“父权”。作者享有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他人未经许可擅自署名相当于割断了作者与作品的“血缘”；他人未经许可篡改作品内容，无疑会使读者对作者的品位、品德、学识、素养产生误认，降低其社会评价。

    就影视剧本而言，其中故事情节之铺设、人物形象之塑造、特定场景之描写、对话旁白之拿捏，无不源自剧作家的呕心创作和斟酌推敲，均是剧作家的独创性表达。剧本的著作权应归属于剧作家，未经许可他人不得擅自进行修改，包括导演和演员。

    导演地位被盲目放大

    “如果导演拥有视听作品的著作权，而其著作权又不能像剧本、音乐一样被单独分割出来使用，那么，从逻辑上讲，导演的著作权就是视听作品的著作权。然而，目前《著作权法》规定，视听作品的著作权只属于制片者。”编剧汪海林认为，把导演放到编剧的前面，是违反影视生产规律的。从影视创作的流程来讲，编剧是上位授权人，授权给制片人，然后制片人才可雇佣导演进行二度创作。

    汪海林强调，编剧、导演等创作者都有署名权，但是，近年来有些导演肆意放大自己的署名权，侵犯其他合作者的权利。如果立法不严，将会导致影视作品署名权侵权事件频繁发生。

    “就我国实践而言，一部影视作品是制片人购买剧本许可使用的摄制权后，聘用导演组织众多艺术家参与创作完成的。导演仅是影视作品作者之一，完成作品要依靠摄影、美术、录音、演员等其他创作者的创作，因此导演没有独立的版权，无权超越编剧成为第一作者。”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强调，将“编导关系”改成“导编序列”，是违反科学规律的。

    目前，国内的编剧、导演以及制片方的地位明显不平等，呈现编剧“边缘化”和导演“中心化”趋势，导演的地位日益上升，而编剧作为较弱一方没有话语权，权益得不到保障。在此情况下，《著作权法》就被编剧们视为维权的重要甚至唯一凭据。

    董文涛表示，导演是影视剧的作者之一，所以影视剧对外宣传惯称“冯小刚作品”、“韩寒作品”等，既符合影视行业习惯，也符合法律规定。导演有“片场皇帝”之称，在影视剧拍摄过程中，导演不可避免地会对剧本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但是，这些修改不得动及剧本的根基，如果构成篡改从而使剧作家陷入精神上的痛苦，或者该修改使公众对剧作家产生负面评价，那么，导演便构成对剧作家的侵权。

    总之，无论是演员，还是导演，只要其未经许可修改剧本，就有可能侵犯剧作家的著作人格权。至于什么样的修改是不可避免且微不足道的，什么样的修改又是有可能伤害到剧作家感情从而构成侵权的，董文涛认为，通常以“可能对剧作家声誉造成损害”这一客观标准为准。据悉，在一些更为重视精神权利的国家，是否构成侵权，甚至以剧作家自己的主观判断为准。

    法律专家指出，我国编剧目前面临的现状，并非只是立法缺陷所致，要提高编剧的地位和作用，规范影视产业的发展，编剧还应当充分运用现有法律法规，以严谨的合同来进行事前风险防范，以坚决的行动来进行事后的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