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革命下的“黑金”之痛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季春红

    编者按：全国两会不仅是秀场，更是利益博弈场。不同行业、不同地域的代表委员将为各自的利益群体请愿，在这个国家最高的议事场合表达诉求。从目前能源行业发展的形势看，能源革命的新问题与尾大不掉的老问题并存。所以，能源话题贯穿两会始末，无论他们是为民请命，还是为己陈情。

    记者发现，今年两会上，来自产煤大省和煤炭行业的代表委员不断为煤炭行业脱困鼓与呼，降低税负、信贷支持、限制进口冲击、遏制非法产能等成为他们的主要诉求。

    一度被誉为“黑金”产业的煤炭行业，在中国产业转型和严苛的环境管控之下，正遭遇市场低迷、产能下滑、去库存化、企业亏损等多重压力。来自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前11个月，煤炭企业利润同比下降44.4%，亏损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61.6%，企业亏损面达到70%以上。在产能规模上，也出现了历史以来的首次下降。

    能源消费格局变动诱发煤市新问题

    对于煤炭行业来讲，上述问题只是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个开始。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和增速放缓，将通过未来的政策管控和市场调节，进一步影响燃煤在工业生产领域的消费规模。或许，这正是煤炭行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无法回避的市场变化。这一点，在今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释放出强烈的信号。

    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有观点认为，在适应新常态、确立经济增长7%的新目标的前提下，中国长期依赖一次性能源消耗的格局或将被彻底打破。

    一方面，以核电、光伏、风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另一方面，国际原油价格下滑、天然气大规模进口、煤炭进口仍处高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煤炭市场的供需平衡。有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进口原油4.03亿吨标准煤，占2013年原油消费量的58.4%，进口天然气0.64亿吨标准煤，占2013年天然气消费量的31.6%，两者合计占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2.5%。在此形势下，一向在电力和工业（冶金、建材、化工等）领域占据80%消费比重的煤炭行业，很有可能滑入更为艰难的市场低谷，企业的生产运营压力进一步加大。

    尽管在短期内，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地位依然难以撼动，但煤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等领域的变革之风已经扑面而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在两会记者会上透露，2014年，占据中国能源消费比重高达66%的煤炭行业原煤产量达到了38.7亿吨。与此同时，全国工商联的一份提案援引《国家能源战略行动计划》证明，到2020年，即使将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2亿吨，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仍在62%左右。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虽然国家对煤炭的刚性需求仍然存在，但煤炭行业很难在市场中寻求到经济上的平衡点。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煤业化工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陈祥恩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身为实体企业尤其是煤炭企业代表，他对当前煤炭市场的变化深有体会。他说，河南作为重要产煤地区，在全国煤炭产能过剩、煤价持续大幅下滑的背景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动适应新形势下的挑战是大势所趋。2014年，河南煤业化工集团关闭了15对矿井，淘汰了280多万吨落后产能，转岗分流2万多名冗员，以期在精简产能规模、提高煤品质量、按需定量生产方面开拓稳步发展的新路径。

    或许是习惯了长期以来煤炭行业高速增长的节奏，在市场急剧收缩、产能大量过剩、库存不断积压、企业资金空前紧张、呆账坏账增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一些煤矿企业显得无所适从，减产、裁员、关停的情况时有发生。少数企业主更是将煤矿提前变卖，携带重金到北上广深等城市寻求投资方向。有报道称，2014年，山西、陕西、内蒙古有大量中小煤企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榆林、鄂尔多斯等地中小煤矿停工率超过80%，有的甚至高达90%。在此情境下，有关煤炭救市的呼声此起彼伏。

    救市政令短时难助行业回暖

    应当看到，在煤炭供给这条产业链上，无论是企业的领导者、行业的管理者，还是政策制定的决策部门，在过去的一年中，谈及煤炭行业时心情都是沉重的。这一年，平衡煤炭供需关系、改善市场环境的工作，均被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提上了重要日程。短短的两个月内，中央层面轮番密集下发多条涉煤救市政令。仅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限制产能、规范煤炭进口、建立小煤矿退出机制、加大金融支持、关税调整等相关对策和措施就达37项。

    不过，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去年9月发布的《2014年中国煤炭企业100家分析报告》来看，救市政令带来的成效几乎甚微。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前100家煤炭企业净利润总额为841.57亿元，同比大幅下降44.18％。其中，21家企业出现亏损，77家净利润同比下降。

    有观点认为，行政指令难以产生疗效，或许是因为正处在政策调整的窗口期。现实问题是，一些在煤市的严冬中瑟瑟发抖的企业，很可能撑不到柳暗花明的那一刻。能够感到一丝欣慰的是，在政策的调控下，去年底，煤炭生产、进口总量、煤炭价格和企业负担等都得到了改善。可以肯定，在中央救市政令的指引下，集中治理违法违规煤矿生产建设、限制劣质煤生产、治理生产安全隐患和超能力生产等工作将进一步强化。这从国家安监总局杨栋梁在今年两会记者会的发言中得到充分证实。相关部门迫切期待，从治理层面能够找到突破口，推动煤市回暖。

    不过，若按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分析，问题或许没有那么简单。在全球煤炭产能过剩、进口规模较大的背景下，2015年，中国的煤炭产能释放压力将加大。尽管在政府多重救市举措的作用下，国内煤炭市场的供求关系逐步改善，但受多重因素影响，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难以得到根本性改变。

    应该看到，煤炭问题的形成是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更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记者了解到，煤炭市场的“坍塌”给以资源输出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带来强烈的震动。产煤大省山西在今年1月份的官方统计快报中称，煤炭产业增长空间受限已成定局，未来增长潜力已经大大弱化，以此佐证煤炭快速扩张已近尾声。据悉，这个占据全国21.6%煤炭储量的资源大省，2013年生产能力13.6亿吨，产量9.6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7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令人瞠目的是，至2014年9月，山西煤炭行业利润仅为上年同期的5.9%，吨煤利润不足3元。

    转型路上的“煤都”之痛

    对于山西来讲，当前所面对的还不仅仅是煤炭产能过剩和市场急剧收缩的问题。长期高强度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使山西形成大量采煤沉陷区，土地不能耕种、居民住宅严重受损。采煤沉陷区的治理也成为今年两会山西代表团讨论的一个重点。两会上，山西代表团集体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继续加大山西省采煤沉陷区治理支持力度的建议》，其中指出，山西采煤沉陷区治理资金缺口高达263亿元。

    据统计，在山西，因采煤造成的采空区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其中沉陷区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约230万人。山西省采煤沉陷灾害在全国最为严重。除了山西，记者还在政协委员的提案中找到了一份《关于帮助解决辽宁阜新市海州露天煤矿治理的工程资金的提案》。这个始建于1953年、闭坑停产于2005年、曾是亚洲最大规模的露天矿，面临着和山西一样的采空区的治理难题和资金短缺。

    相比多年前如火如荼的煤炭黄金发展周期，如今无论是煤矿企业，还是政府部门都已经理性地看到了其高速发展背后潜藏的问题。记者观察到，曾看好煤炭物流欲打造北方煤炭物流最大内陆港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在今年两会的《内蒙古日报》特刊上，只字未提煤炭产业板块。这个情况显然与先前该市欲利用区位优势，为内蒙古谋求更大的煤炭定价话语权的定位有所出入。根据先前记者的跟踪访问，在2013年提出上述规划的乌兰察布市，正在有意淡化这一说法。

    倘若把时光退回到2013年以前，人们便能从时任大同市市长耿彦波的城市转型的执政理念中触摸到一方官员对于依赖煤炭资源输出经济增长模式的隐忧。2008年1月，耿彦波主政大同，此后展开了5年之余的“造城运动”，以期用历史文化和人文环境的重塑，培育新的产业方向和经济增长点。

    有报道称，耿彦波执政大同的5年，大同城建投入超过100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大约近700亿元，仅仅是道路投资就达162亿元，而大同市每年的财政收入仅在100亿元左右。2013年，当耿彦波调离大同走马上任太原市市长后，依然不减当年“造城”的热情。抛开褒贬不一的城建和巨额资金投入不说，客观地讲，耿彦波“造城运动”的背后，是对破解煤炭资源输出引发的能源枯竭、空气污染和经济塌陷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