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热议“科创中心——上海增长新动力”

    ■刘宇

    近日，由华顿经济研究院联合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了以“科创中心——上海增长新动力”为主题的第三届民间智库圆桌论坛，来自华顿经济研究院、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远卓管理顾问、高风咨询、福卡智库、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等社会智库的专家，畅谈了各自的见解和意见。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应邀出席会议并参与了讨论。

    华顿经济研究院院长沈晗耀认为，当前上海已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建议在“四个中心”的平台基础上，建设“三大高地”（即科技教育、医疗健康和文化娱乐高地）。科创中心建设既是“四个中心”向更高水平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三大高地”必不可少的核心组成部分，且对两者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当前转型升级的龙头项目。就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他认为上海应借鉴硅谷的模式，重点打造国际一流的斯坦福式大学+园区的研发型大学城。其中，大学是核心，而且是斯坦福式的研发型大学，非牛津哈佛式的研究型大学。园区是研发转化基地，重在转化。除此之外为更好的识别全球人才，集聚国际顶级人才及创新成果，上海可考虑发起设立中国版诺贝尔奖，并成立全球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提出三个观点：第一个是需要辨别什么是动力源；第二个是创新内容的体系性问题，包括创新主体、多主体之间的相关性问题；第三个是多主体之间、多要素的创新内容之间如何形成1+1>2的综合的整合效应。他认为创新的源头是市场需求，是创新者对利益的追求。而让科技人员“名利”双收，实际上就是回归到经济学研究中的理性问题，是对个体理性的尊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观念的改变。因此动力的源泉是观念的改变，这些观念的改变涉及到一系列在体制机制内容和设计依据，比如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对创新的哲学本质有效清晰地认识。“创新的本质就是违规”，规可以是法律可以是条例，也可以是过去经验成熟的某些政策，甚至是对权威人物的冲撞。没有这种突破，不可能有什么创新。这就涉及到对现行规则的适用性与创新，可能对现行规则的冲击之间的关系的处理问题，这是在观念上必须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远卓管理顾问李放表示，实体产业对于中国与上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尽管我们看的产业结构的数据里面，金融业产业的占比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但其他的增长相当一部分还是靠实体产业的增长。从这一角度来讲，如何将金融、创新和实体产业相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创新中心离开实体产业将会是孤零零的。如果我们的优势在于要素市场在全国的交易，而这些对上海本来的产业与优势产业没有关联的话，实际上会浪费很多上海的产业资源。

    高风咨询谢祖墀认为，中国未来的机会将会无限多，但从科技园、产业园等硬件角度看问题已是一种过时的方法，应该从知识角度看待问题，用英文讲就是

    -leader，意思就是知识与意见的领袖。我们要成为知识与意见的领袖，中国与上海有很好的机会。我们不是一定要靠硬件来赢对方，可以靠软件来赢对方，这种软实力的源泉在于我们的thought-leader式的知识的掌握，然后我们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向全世界传播。

    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姜永坤在发言中，对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谈了两点战略性认识。一是应考虑中央的国家战略与上海的地区战略如何实现紧密契合，不应该只是单一维度的国家战略落实思路，应该有一个创造性的地方战略的契合；二是科创中心建设和上海四个中心建设不是“4+1”简单的概念和功能叠加，而是有机的融合，应是以建设科创中心为引领进行全方位的覆盖和全方面的渗透。在实施中只有用战略思维，尊重市场规律，讲求战略战术，实施点上突破，面上示范，形成点面交织，才能激发科技创新浪潮，促进经济新增长。他提出，在科技创新战略引领下，以需求为导向，依靠新技术促进新增长。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贴近大众需求，迎合社会终端消费需求出发，先行聚焦若干上海有基础有条件有消费前景趋势的产品和产业，通过政策支持来实施点上突破。二是应该以创建创新型城市为引领，选择若干具有条件与区位优势比较适合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和高校聚集区，通过综合配套政策来推动他们向科技新城城区转型，将这些高新区和周边的大学打造成产业智能化，创新网络化，功能社会化，环境生态化的科技新城。从空间上推动产学研区内一体化，形成上海的科技创新产学研地域和空间上融合的面上示范效应。三是在追求科创中心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上海要放眼全球，明确提出对照美国，实现赶超。因为当下国际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科技带动生产力的竞争，其中做的最好的就是美国，所以上海应该有这个雄心胆略对标美国，着重研究借鉴它的体制机制法制，逐条逐项地对照，再加上博采英国、德国、日本等众长，实现为上海所用。相信只要是公开的有规则的赶超，也有利于中美两国实现良性竞争互动，一起带出比较低迷的世界经济，这不仅会造福中国人民，也会造福全球福祉。四是科技创新有风险，要投入，应该与金融创新紧密结合，比翼齐飞，形成二级火箭，强力助推上海经济发展。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乔依德以“破除三重魔咒，坚持双轮驱动”为题目做主旨发言，他认为所谓“三重魔咒”，第一个是“为什么上海出不了百度，为什么BAT不是上海的”，好像每一个城市都要出一个因特网的大户才能说明政府做的好，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第二个魔咒，就是把上海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不恰当比较。首先，我们城市的结构与纽约伦敦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很大的郊区，有近6000平方公里，而纽约则很简单就几个区。其次别人是完全市场经济，我们还是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中，不能完全把上海市当作一个独立的城市，像纽约一样来做；第三个魔咒是上海有时过多地考虑本地原住民的利益。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周伟民在发言时将三个经济学家的观点三句话连起来，阐述了金融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第一句话是波兰经济学家伯罗斯说的：“伟大创新的根源，从来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经常是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需要更多看待问题的新方法。”；第二句话是一个中国学者写的《英国通史》中，“英国从一个岛国，于19世纪突然跃出地平线，一跃而前，领先走入新文明，率先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研究英国的若干历史可以发现，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实际上已经经历过了一场金融革命”；第三句话是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所说的：“英国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直接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以前，很多创新都出来了，但是它们只能等待着金融革命的到来。“如果没有金融革命到来，便不能使其从作坊阶段走向诸如钢铁、纺织、铁路等大规模工业阶段的到来。”

    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金融很重要，金融怎么和科技创新更紧密？特别是大的创新，它需要资金，有的是短期的，有些是长期的，这需要金融配套体系支撑，应建立科技创新配置资源的市场。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在认真听取专家们的发言后谈了自己的思考。他说，上海是个商业城市，上海文化的本质是商业文化，这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是个什么关系？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深度研究与思考。我认为现在讲的“科创中心”，不是简单的科技成果，科技产品，更重要的是科技资源的配置。就是上海有没有本事把各种有利于科技创新发展资源的配置这种能力做到最强，所以我认为上海如果要变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就既要注重科技成果，如果没有科技成果就没有地位，但是更要注重科技创新资源配置能力的增强，这才是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另外，我也找了很多民营企业家，包括新创业以及二次创业到上海来的。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到上海来创业。他们与我谈了很多，我把这些概括成“两个三”。对于到上海来的企业来说，有三条最吸引人。第一，信息，因为信息背后就是资源；第二，人才，别的地方他找不到这些优秀的人才，当然不是指上海人，而是指全国到上海来的优秀人才；第三，法制，相对来说，上海的法制环境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这个很重要。一旦没有公平公正的环境，那肯定是不干了，所以我把它概括成这三条。

    那么，那些成功挖到第一桶金的人又为什么要到上海来？我又把它概括为另一个“三条”。这些人二次创业，大约40岁左右。第一看重上海的教育质量，因为他们有孩子了，需要读书；第二看重上海的医疗资源，因为人到中年了，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病，上海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的集聚地之一；第三，看着上海的文化氛围，到上海来他们可以享受到很多文化，这个文化是个大文化概念，所以他们二次创业很愿意到上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