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的历史和现实特征

    （上接L2版）

    重于自卫也长于自卫的中国必然是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国。这也是勇于维护主权并永远热爱和平的国家必然的行为选择。

    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生过直接的丝绸战争、瓷器战争和茶叶战争，更不会为了销售鸦片抵冲茶叶贸易带来出超而去发动侵略战争。在唐代，倒是有一次应羁麋州（相当于现今的高度自治）之请发生的怛逻斯之战，唐将高仙芝败于刚刚兴起的大食军队，其结果又有些戏剧性，即被俘的军士会打井、会造纸，这些“高技术”便从此传向西亚与欧洲。

    相反，在欧洲中世纪结束后，欧洲国家历经文艺复兴，资本主义兴起并进入扩张期，开始走向从前面提到的近东“立凡特”贸易以及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对印度支那的殖民和对中国的一系列殖民经济活动，并揭开了海上丝路冲击陆上丝路贸易的新的一幕。陆路贸易渐次衰落而海路贸易大兴，是陆上丝绸之路总体发生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陆上丝路贸易通畅，和平就是其主旋律和主流。贸易特别是平等贸易从来都是与和平相伴生的。

    时移事易，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早已成了主权国家，发展成为各国的共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新条件下，重走丝路，重新联手，双向互动地建设新丝路和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再合乎逻辑不过的事情。丝路上有没有竞争，自然会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竞争的经济，把市场竞争看作一种斗争，如果不是弄错概念，便是有些难言之隐。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与自觉，来自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自于对中国自身发展目标和相关环境条件的认知，来自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中国聚精会神地搞建设，需要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也永远不称霸。正像一些美国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人对中国的历史感到自豪，相互尊重和责任感是可取的国家间行为的重要组成，但中国的历史和丝绸之路的历史表明，她从来不寻求主导世界。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多边贸易组织的决议，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同时广泛开展与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互惠互利的经济、贸易、科技、金融与投资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构想不仅是高度兼容的，也具有鲜明的和平特质。这种和平特质有着历史文化的继承性。

    丝绸之路的现实特征

    现代丝绸之路也即“一带一路”也有新的现实特征。这些新特征也有三个，即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性、丝路联通的通透性以及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相融会的浑然一体性。

    新丝路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性

    共商、共建、共享是责、权、利的统一，是平等合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新型国家经济关系的新的准则。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经济合作，必然会产生主权的部分让渡，包括税率、过境保税和人员流动的大幅度放宽，等等。事涉主权，必须在共商中平等让渡。新丝路建设是一种跨国跨区域的系统工程，涉及不同国家的社会习惯与治理传统，也关系到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现实发展水平与状态，同样需要在共商中求同存异，在相互谅解中达成一致。共商的本质是话语权平等。共建的要领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实现双赢和多赢的经济互补，是市场平等。共享则是在平等互利中分享共同发展成果。共商、共建、共享就是对共同发展完整的诠释，是最能形成人心相向合作效应的建设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讲，共商、共建、共享也是倡导建立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乃至世界秩序的“新丝路版”，新丝路的共商、共建、共享性将为人们追求合理的秩序提供有益的参照系，体现了丝路贸易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在的历史提升过程。

    新丝路的通透性

    新丝路的通透性在古丝路发育的自发过程中一直是一个“软肋”，这与传统的交通运输一直处于原始状态相关。在陆路上，驼队、驴子与马帮是交通与物流千年不变的工具；在海路上，三桅船替代了单桅船已经是一场大的技术革命。自然阻隔影响效率也影响到丝路贸易的辐射半径，形成了工业革命后轮船代替帆船、海路贸易盛于陆路贸易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到一些内陆国家的发展。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为互联互通与贸易畅通提供了新的条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既意味着贸易半径的扩展，也意味着经济合作与发展出现新的格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地理交通现实的可能。

    但是，新丝路的通透性不止于此，“一带一路”构想将两个丝路即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整合一起，通盘地、多维地去考察、去规划，使丝路经济贸易发展第一次跳出古丝路的地缘局限和海陆各自互不相属的旧棋盘，着眼于海洋和陆地广阔空间的地缘联系，产生了海陆兼通的思维愿景，形成丝路经济发展的新的显著的地缘经济特征，使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海陆并举的通透性。从陆上新丝路的全线路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着太平洋西岸与波罗的海，是名副其实的跨洋丝路。从海洋上看，已在筹划的希腊港口与“匈塞高铁”的联通将在地中海与波罗的海之间搭建新的“桥梁”，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海峡隧道的开通，也是欧亚进一步联通的一个前奏。“一带一路”从交通与物流角度目前只有海陆途径的相对区分，在不断推进的道路联通中，海陆的阻隔终归会消失。人们在探讨希腊港口与“匈塞高铁”海陆互通的同时，也会看到，“一带一路”的地理通透性将出现在更多的地方。例如，2017年中巴经济走廊临海尽头的瓜德尔港将会竣工，从中国遥远的西部同样会便捷地走向阿拉伯海与阿曼湾、波斯湾，走向苏伊士运河。

    早在200年前，就有泰国学者提出修建一条连接南中国海与安达曼的克拉地峡运河。现在，这个世纪设想再次浮现，并被称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在人们的常识里，马六甲海峡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但它也有自己的通航极限。据测算，马六甲海峡通过的货值占世界的15%至20%，但其通过能力是12.2万艘航船，到2025年，船只通过数量将达14万艘，达到饱和状态。尽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水道还有巽他海峡与龙目海峡，但航程是前者的两倍至三倍。拟议中的克拉运河可以大幅度减少物流成本。虽然修建长近百公里、深26米的克拉运河，需要耗资200亿美元，但由南中国海到安达曼海，航程可以缩短48小时。另外，从曼谷到中国昆明的准高铁已经列入工程计划，这是“一带一路”地理通透性的又一案例。在各大洲大洋之间会有许多天然屏障，“一带一路”正在改变未来的交通版图，推动丝路经济网络不断延展。

    然而，“一带一路”构想的通透性还显示在发展战略本身的透彻性中，这就是重视历史经验又不拘泥于历史经验，连接了实践认识的历史长河，打通了经济发展规律运行中的认知隔膜，极为明了透彻地点出经济规律与地缘规律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使之高度契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高度契合了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引出广泛的共识和操作上的顺势力量。

    这种透彻性还体现了思维的创新和战略创新。“一带一路”构想具有前瞻性，同时具有一定的双边与多边经济合作的自由度和多维度，既同沿线各国共享发展成果，也同拥有广泛利益的大经济体务实合作，添加了与世界主要大国共同发展的“正能量”，即与多极化世界广泛建立全面经济发展关系，与发展中经济体建立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与发达经济体建立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同时也为世人瞩目的中美关系走上一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添加了更为现实的选择。这样一个看似老话题实则是新课题的构想，与众多的西方地缘战略家们的“理论”相比较，少了用政治地缘绑架经济地缘的“虚伪”，多了用经济地缘发展促使政治地缘从扭曲中回归发展的真切，更加契合希望发展的人们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

    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相融会的浑然一体性

    “一带一路”的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内核和诚邻、惠邻、富邻的理念，加上双赢多赢的经济合作，硬软实力交相融会，必然形成巨大的影响力，使路子走得更远更长。以中巴经济合作为例，仅建设瓜德尔港的旗舰项目就有30多项，除港口将在2017年完工外，多数要在2030年竣工，耗资450亿美元。在中巴合作需要更频繁的语言交流和相互沟通的情况下，孔子学院变得不可或缺，伊斯兰堡的孔子学院担负使命，于2015年开学。真诚的合作与丝路经济项目的落实，使得双方的硬软实力浑然一体，水乳交融，中巴人文交流中出现“巴铁”（brother，即兄弟）的常用问候开头语，准确地传达了新丝路的这种新特征。

    “一带一路”发展构想的战略创新是不言而喻的，它区别于古往今来东方西方的任何一种战略。这是一个以国际经济合作为主旋律的战略。纵观近现代历史，从来没有出现如此明确、如此清晰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是其战略核心。把经济社会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改革开放与经济的相互融入作为发展的动力，把与各国建立全面经济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作为努力方向，对周边国家实行“睦邻、安邻、富邻”，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

    这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均衡发展为目标的战略。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打破发展瓶颈、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特别是2008年美欧先后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发展中经济体也受到巨大影响。在经济互利互补中建立多元经济联系，相互之间进一步加深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共同发展，既是各国各地区共同的愿景，也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尤其在信息化社会发展条件下，市场要素的流动配置半径发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重大变化，流动性从来没有如此强烈，流动规模也从来没有如此巨大，谁都不可能闭门发展，更不可能在一些经济领域实行封闭，必须在经济一体化的多种实现形式里推动发展的车轮，寻求新的发展轨道。

    这也是一个以和平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战略，是地缘学说的一次回归。在战略学的词典里，几曾见到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概念。从麦金德的“陆权论”、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开始，西方战略理论无一不在遏制与军事战争里兜圈子，并使战略问题打上了不平等与主导权争夺的深深烙印，甚至使“战略”与谋取军事与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霸权”之间画上了等号，其最终目标是把自己的发展利益凌驾于别国发展利益之上，而不是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自己活得好，也让别人活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