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G20/B20峰会热遍全球的日子里，中国贸促会协调工商界参与B20事宜的负责单位，组织全球533位工商企业、商协会、国际机构和智库代表组成5个议题工作组，集结34位中外工商界领袖出任议题工作组主席和联合主席，经过了3次前期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国内外工商界意见，设置了6项议题契合当今世界最新热点，最终向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递交了一份“高质量”的政策建议报告。为反映出各方的关切热点，本报特约记者郭艳、王世钰日前专访了5个议题工作组的8位联合主席和1位合作智库成员。

    “在中国主办B20之前，很少有中国企业从事过B20和国际政策发展的工作。中国贸促会一直在努力提高中国企业在国际商业宣传中的作用，很大程度地推动中国企业成功参与了B20的进程，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B20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联合主席、巴蒂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尼尔·巴蒂·米塔尔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关于2016年《B20政策建议报告》，苏尼尔表示，“我相信我们的建议可以对中小企业起到促进的作用，并成为G20国家生产力、经济增长、创新和就业等方面的发展源泉。”

    在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提出的4项政策建议中，苏尼尔强调支持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我们知道，在网上进行交易的中小企业比那些只在国内市场经营的企业增长速度更快，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表示，互联网正在打破许多传统的贸易壁垒。贸易增长停滞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小企业可以抓住这个机遇，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苏尼尔认为，全球化和数字化的趋势正在改变大多数行业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格局，为中小企业创造了机遇和挑战。数字技术可以提高运营效率，连接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客户和供应商，并为新产品、新服务和新的商业模式创造新的机会。今天的中小企业正越来越多地被“全球诞生”。

    同时，国际竞争的加剧和快速的技术变革使中小企业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包括传统市场的损失、知识产权盗窃、标准以及监管问题。尽管中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但当面对全球市场时，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时间、预算和专业知识来解决贸易障碍。此外，由于复杂的文件流程和官僚主义的制约，许多中小企业并不被看好参与国际贸易。更甚的是，由于难于获得有效的资金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在出口方面遇到了障碍。”苏尼尔表示。

    针对目前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苏尼尔表示，G20集团所涵盖的发达及新兴经济体占据着世界上最重要和棘手的经济问题，G20早就意识到了支持和授权中小企业的必要性，因此，杭州峰会是把言语转化为行动的一刻。

    “我很欣赏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对B20工作的领导能力，以及他们所承担的幕后工作，中国贸促会对于形成今年的政策建议报告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为G20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建议如果能够实施，必将增强信心，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苏尼尔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每年为全球基础设施的差距缩小1兆美元，以适应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B20基础设施工作组成员、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蔡芦杰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今年B20基础设施工作组提出的5项政策建议中，针对增加高质量的项目储备以及制定可行的法律法规，部署资产的货币化战略，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的金融工具创新等建议，蔡芦杰表示，这是巩固加强B20近年来传统建议的措施，它们代表了在目前的商业环境中，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

    蔡芦杰认为，其余的几项建议，包括发挥多边开发银行和机构作用，促进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投资，使用创新技术和管理手段，提升基础设施项目价值，提高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生产力以及加强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则为未来基础设施建设指明了方向。他表示：“这几项建议如果能够顺利实施，可能会产生超过2兆美元的经济活动，每年在20国集团经济体中创造超过3000万个额外的就业机会。”

    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蔡芦杰表示，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制定合适的战略规划，而这个战略首先需要回答几个问题：本国经济将在5、10、15年内分别发展到什么水平？为了达到这个水平，需要增强哪些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解决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问题？需要解决哪些系统性风险？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合理地规划未来的基础设施建设。

    蔡芦杰表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高标准可以带来高产出。“英国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之一。今年年初，内阁创建了基础设施项目管理机构，招纳最好的策略师、规划师、融资和项目经理去解决资金和技术问题，以加快国家的基础设施进程。”蔡芦杰介绍，对于正在或计划实施基础设施项目的组织，目前有很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出的方法，例如采用更精确的IT系统，优化采购程序，利用大数据，更有效地管理项目生命周期，加快高优先级项目的交付。只有提高项目执行标准，充分利用科技，才能有效地促进项目实施，从土地资产货币化中获利，并促进数字技术的发展。

    “今年基础设施工作组非常重视参加B20的活动，与全世界高水平的人共同交流。身为工作组的成员，我们非常幸运可以与G20工作组紧密互动，甚至参加G20部长会议，这使得B20与G20变得更紧密，更有利于B20以新的思路为G20提供支持，最终更好地支持20国集团的发展。”蔡芦杰表示。

    另外，蔡芦杰对中国企业和商业领袖对B20的贡献表示肯定。他表示：“我们从中国石化、中国机械、SPIC以及国家电网的工作团队那里得到了很多支持。许多有影响力的商业领袖也作为基础设施工作组成员提供了意见和建议，共同形成了今年的B20基础设施工作组政策建议报告。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相信中国企业在未来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基础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中。我们希望在今后的B20中还能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

    今年，B20就业工作组围绕就业的相关议题向G20峰会递交了4项政策建议，其中包括进行改革，鼓励创业和创新；消除结构性障碍，实施相关举措，提高青年就业率；实行鼓励政策，提高女性就业率；制定相关政策，减少技能错配和能力缺口。对此，本报专访了B20就业工作组联合主席、印度大东方能源公司执行总裁尤真德拉·莫迪，探讨就业与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

    “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解决就业的根本问题是保持经济发展势头。如果经济不发展，我们就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同时，经济发展必须是‘就业友好型’的发展。现存企业也必须努力提高自身才不会被淘汰。经商就像爬上一个杆子：你要么上来，要么下去。”莫迪表示。

    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成员，莫迪表示，中国和印度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就业年龄层集中，面临着解决新增就业需求的压力。“随着人口的增加，印度有一半的人口处于非常年轻的年龄层，面临着每年至少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的压力，我相信中国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因此，莫迪表示，劳动法也应该为了解决就业的目的服务，这

    样企业才不会担心劳动力成为一种负担，进而才敢于雇佣新人。劳动力不应该成为社会的负担，而是一种宝贵的资产。

    莫迪表示，要实现创造就业和增长的双重目标，必须重视创造就业机会的人。“与过去不同的是，目前有上千员工的大企业已经不再是唯一选择。解决就业问题必须依靠中小企业。这需要培育能够提供50-500个就业机会的中小型企业。这也意味着要鼓励创业，而做什么可以帮助创业？答案是依靠宽松的创业环境。”他表示，B20就业工作组已全面地研究了创造就业的各个因素和不同国家的就业工作情况。“我们的研究反映了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面临的就业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每年需要大量新增就业机会的国家，中国企业对劳动和就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创造就业的要素是自我就业，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莫迪介绍，在印度，以家庭为基础的自助式就业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在印度，正式就业的人只占8%左右的比例，其余的92%都在非正式部门就业，包括大量的自雇人士。

    莫迪认为，培养技能是保证就业的关键，需要培养与市场匹配的技能，并不断开发符合当地产业需求的新技能。他表示，用市场驱动的方法去培养技能对于解决就业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莫迪认为，中国企业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平台上也有良好表现。他表示，中国应该与发达国家享受同样的规则，而不是让发达国家优先按照他们的需求制定规则。

    “近几年来，基础设施一直是B20议题中的重要部分。今年，我们在基础设施的关键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将有助于开启基础设施发展的巨大潜力。”B20基础设施工作组联合主席、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基础设施议题是历届G20峰会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国际工商界关注的重点。当前全球经济正经历深度调整，各国需联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今年B20秉承了往届B20基础设施工作组的关注重点，进一步讨论改善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环境的相关问题。

    针对今年B20基础设施工作组提出的5项政策建议，基里尔表示，这五项建议涉及了基础设施发展的最关键的几个方面，包括高质量的项目储备、金融工具的多样性、有效的监管、发挥多边开发银行和机构作用以及提高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生产力和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等。这些建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综合权衡提出的，是切实可行的。在这些建议中，基里尔强调发挥多边开发银行和机构作用，促进私营部门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他表示，“机构需要成为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真正促进者。”

    基里尔高度评价了今年中国主办的B20系列活动。今年，来自不同基础设施领域（如运输、能源、房地产等）的中国企业加入了基础设施工作组，并把他们的观点带到了B20会议中。基里尔肯定了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工作组中的主导作用。“中国企业做出了富有远见的、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贡献，许多建议都是基于企业参与者的个人经验。中国企业一直是工作组背后的真正动力。”基里尔表示。

    此外，基里尔表达了对中国企业的期待：“中国企业应该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即使在G20峰会结束以后。中国企业家的经验和方法对国际商业界非常有价值。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在可持续增长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范例。”

    “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提出的建议直接反映了G20国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即：跨境贸易效率低下，阻碍中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获取信息及认证方面存在难度，使中小企业相对孤立于全球价值链；中小企业缺乏及时的、低成本的融资服务以及监管的复杂性和高成本。”B20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联合主席、威猛公司董事长叶美云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分析了目前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针对这些困境，B20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提出了4项政策建议，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等。对于支持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的倡议，叶美云表示，数字化对中小企业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很明显，我们的每个建议都有一个“E”，数字化使贸易、全球价值链、采购、财务制度都变得更简单、透明而低成本。”

    叶美云认为，随着更多的贸易规则、法律法规、标准和认证，贸易的成本和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也在增加，中小企业非常容易受到影响。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建议政府采取措施，进行监测，减少这种复杂性和成本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她表示，各国还需要增强在数字化方面的监管意识，寻求在合规性、跨境贸易、金融等领域的解决方案，以改善中小企业的商业环境。

    “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提出建议的亮点是，每一个建议的实施，都可以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得到真正的、持久的改善。这使我们付出的努力、花费的时间都非常有意义。”叶美云表示。

    此外，叶美云对今年中国组织B20的工作表示赞赏。“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组有26名成员来自中国，与去年相比有了显著的增加，显示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事务和政策解决方案的意愿。中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多数量的中小企业，积极引导这些企业参与多边论坛，帮助国际社会引导和制定良好的政策和规则，对改善中小企业的商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叶美云表示。

    “今年的B20和G20表明，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领袖，在解决当前全球问题上已经掌握发言权，在相互合作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基础上提供全球治理的解决方案。俄罗斯很高兴看到中国发挥越来越的作用，引导国际社会共同走向更均衡、更有效的治理之路，解决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机构难题。”B20金融促增长工作组联合主席、俄罗斯外贸银行董事长安德烈·科斯京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本次峰会B20金融促增长工作组提出了4项政策建议，包括推动绿色投融资市场的发展，借力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普惠金融，优化全球金融监管，助力经济增长等。安德烈·科斯京表示，金融监管这个主题仍然会普遍存在于G20和B20的议程上。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执行太过严格的监管标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B20金融促增长工作组提出了更全面的方法监控跨境金融监管的影响，提高监管的一致性，使金融机构从全球经济增长的利益出发，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针对推动绿色投融资市场的发展，安德烈·科斯京表示：“这个建议是目前非常迫切而实用的。B20成员第一次全面阐述了立法、监管等措施和指标，旨在鼓励金融业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参与绿色项目。我相信，这一建议为绿色融资的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目前，全球金融体系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变革时期。这种趋势体现在新的全球贷款和发展机构的出现及货币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金融体系结构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安德烈·科斯京强调，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是“新”和“旧”的混合物，要继续关注开展监管评估框架等工作，同时也不能忽视未来的挑战。“我不知道这需要多久，也不知道新的全球金融系统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越早在G20和B20会议中讨论这个问题，就能越早地做好准备。”

    此外，安德烈肯定了新兴市场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他认为，新兴市场更好地代表了全球标准制定者。“我们见证了中国及其金融业在塑造全球金融格局中所发挥的日益增长的作用。中国提出了非常富有成效的想法，并成功启动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新兴市场的发展。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是值得鼓励的，这对全球治理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他补充道，“20国集团的崛起体现了一个事实，即全球挑战可以通过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来解决。历史表明，只有共同努力，世界的主要经济体才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以实现促进平衡和弹性增长的共同目标。”

    G20机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极大增强了全球金融系统的韧性。当前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力求通过投资支持G20国家亟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进而创造一个更加低碳的世界。

    中国企业近些年发展迅速，在中国和全球市场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些中国企业坚持创新，积极探索服务业。例如，阿里巴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拥有超过4亿的中国用户；万达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地产公司及影院运营商。这些企业不仅能满足客户今天的需要，也在为未来发展做准备。

    我相信，在2016年G20主席国中国的领导下，通过所有成员国家在多个领域的努力，将为全球政策制定注入新的动力，继而促进全球增长、创造就业，并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中国已经开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对面临的挑战，我长期看好中国经济。中国已经表明其有能力管理当前的经济转型，并正在运用高超的技巧、慎重地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经济转向消费主导的服务业经济。除了持续地为中国国民的未来进行投资，中国也意识到投资于邻国和贸易伙伴的重要意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就体现了中国对未来的发展愿景。

    目前全球经济仍存在巨大风险。全球增长乏力将使世界经济更加难以应对冲击。另一个挑战是低劳动力参与率，目前已经降到了40年来的最低水平，并且在继续走低。在这种不利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的持续低息政策会提升对新兴市场的投资情绪。我们认为，中国的发展状况将大致决定新兴市场在下半年的表现。早前关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市场预期已经减弱。这在总体上帮助了新兴市场。目前中国实体经济活动保持稳定，我们预期中国今年将实现6.8%的稳健增长。

    今年，围绕G20峰会主题议题，B20就业工作组从4个议题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如消除结构性障碍，实施相关举措，提高青年和女性就业率，制定相关政策，减少技能错配和能力缺口等。对此，B20就业工作组联合主席、光辉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盖瑞·贝尼森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作为就业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我要感谢所有参与就业工作组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尤其感谢他们认识到创业和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就业的相关议题中，要重视解决创业的成本效益，以及解决贫富之间和性别之间的就业差异等问题。”盖瑞·贝尼森表示。

    对于未来全球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发展方向，他认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依靠个体创造力的积累和学习、企业家的信心、自主创业以及全球化来实现。

    为了更好地理解企业家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盖瑞及他的团队成员系统地分析了21个国家的250万个成功的商业人士和企业家的特点和能力，分析哪些特质和技能能够带来成就。“我们观察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些特质是有着显著变化的。这意味着，当涉及到创业或在某地建立一个当地的业务的时候，需要根据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缩小技能差距。好消息是，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国际框架，能够更好地预测企业家在当地以中等规模组织创业或扩张能否取得成功。”

    盖瑞认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智能发挥着很大作用。他表示，开发智能匹配程序可以使就业市场更有效率。“随着超过32亿人使用互联网，应该创建更多支持实时匹配技能的程序，以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也让人们时刻了解他们需要提高哪些技能去适应并跟上职场的脚步。”

    此外，自助式就业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他表示，数字发展平台是一个适合年轻人的、有成本效益的创业渠道。数字化也有利于在教育不发达的低收入地区，让更多的人在家创业。互联网创业对于穷人富人、男性女性都是平等的。“我们会鼓励支持那些具有创业能力的人，因为他们是增加就业机会的主要来源。”他表示。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对此，盖瑞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华为、小米、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公司现在都是国际知名品牌，支付宝更是作为新的商业模式提供了案例研究。中国企业在国际舞台发挥重要作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国企业要以身作则，为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创造全球双赢局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盖瑞表示：“今年的B20在往年的基础上，在每一个聚焦领域中都取得了进步，并把创新加入了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建议增加青年方面的讨论，让工作组成为提供具体试点案例项目的实践者。”

    基础设施工作组提出的5项建议都非常有意义。对我来说，这些建议的亮点是融资和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我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关于应对政治风险和监管风险，这将有助于为全球性的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保险，也有助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覆盖范围。

    今年B20的活动开展得非常有组织性，而且中国企业的表现是开放的、有创造力的。中国企业为政策建议报告的形成提供了很多帮助，提出的建议也很有建设性。中国企业可以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案例中学习，并借鉴经验以增强他们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