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两翼齐飞：发展现代服务业

    ■本报记者  何秀芳  刘宇

    众所周知，中国服务业供需结构矛盾突出：一方面，居民消费率低下；另一方面，服务业供给不足。针对这一问题，《人本型结构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新思维》一书作者、著名经济学家常修泽教授，提出“两翼齐飞、双线推进”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议，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现代服务业界引起热烈反响。为了深刻领会“两翼齐飞、双线推进”的精神实质，本报记者专程采访了常修泽教授。

    记者：您为什么提出要“供需两翼齐飞，发展现代服务业”？

    常修泽：首先，我想先确定一个方位——就是现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方位在哪里？我们现在发展走到了哪一步？

    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无非要经历三个大的阶段：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综合起来看，我认为，现阶段中国正处在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工业化后期”转变的历史阶段。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中高速“车档”阶段，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经济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最突出的是工业比重偏高，而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服务业发展不够，成为整个产业结构中的短板。同时，居民消费率低下，也是需求结构中的短板。

    我们先从需求结构上看，主要表现在消费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过低。您可能知道，需求结构一般涉及消费、投资与出口“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导致投资率居高不下，严重挤压消费。

    由于投资率挤压消费率（净出口率也一定程度上挤压消费率，特别是“入世”后到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的这段时间里），导致消费这驾

    “马车”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下滑趋势。从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率（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曾长期在60%～70%的区间内波动，但进入21世纪后逐年下降，从2000年的62.3%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8.2%，降低了14.1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11年虽然上升至49.1%，之后又继续回升，2014年上升到51.4%，但与国际比较，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30个百分点左右。

    而这当中，最突出的是居民消费率低下。根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相当低，世界平均水平是60.4％，中国只有34.6％。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是37.9%，比2012年有所提高。即使这样，中国居民消费率还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

    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一是中国投资率过高，压制了消费率；另一个是消费本身的问题，包括消费能力、社会保障、消费安全、消费质量等。这是需求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

    从供给结构上看，主要表现在服务业供给不足。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2015年占GDP比重为50.5%，纵向比有很大进步，但横向比发展滞后。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美国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78.6%，德国和日本也接近70%。2012年世界平均水平为70.2%。目前，中国服务业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特别是服务业就业指标，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占比仅为38.5%，而美国2010年是81.2%。

    另外，从2002年到2013年，中国货物出口额从3256亿美元升到22100亿美元，全球名列第一；而服务贸易出口仅从394亿美元上升到2106亿美元，连续12年逆差并且逆差总额仍在攀升，由此可见中国服务业之落后。

    一个拥有13多亿人口、具有世界特大型市场空间的国家，同时面临消费需求不足、产能相对过剩、服务供给又严重不足的问题，这是很罕见的。这就是我说的中国经济出现的供求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需要新药方，“供需两翼齐飞，发展现代服务业”，就是针对此提出的。

    记者：实现“供需两翼齐飞”发展服务业应把握怎样的原则？

    常修泽：实现“供需两翼齐飞”

    发展服务业，我认为应把握“三个为主、三个结合”原则。

    一是以供给管理为主，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在发展服务业过程中，虽然要讲“需求结构转型”这个重要的问题，但供给（产业）结构转型是更突出的问题，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该以供给管理为主，实行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相结合。

    二是以结构改革为主，改革与调整相结合。我认为，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且难以得到有效调整的深刻根源，在于现行体制的掣肘和制约。如果没有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经济结构的改造、升级、转型，都是不可能的。根本问题要依靠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以结构改革为主，改革与调整相结合。

    三是以市场配置为主，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结构转型“转到深处是体制”。在形成“物本型”经济结构的诸种传统因素——人口红利、资源红利逐步消退之际，制度红利成为“人本型”结构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要克服“官本位”，转变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要实施“三张清单”：负面清单——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干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的责任，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从更深层考虑，还要推进政府自身的“结构性改革”，建立政府权力体系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机制，使政府“有权而不能任性”，为优化结构提供制度支撑。同时，针对服务业发展中的体制障碍，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克服该领域开放度低、限制多、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

    记者：实现“供需两翼齐飞”，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您有怎样的建议？在产业上应重点发展哪些领域？

    常修泽：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概括地讲，就是要“释放新需求”和“创造新服务”，一是通过需求结构优化，“释放新需求”。我在《人本型结构论》中提出，中国到了创造消费大国的人本基础的时候了。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重要的任务就是着力扩大居民消费。

    那么，居民消费率提高到多少才合适？基于对“十三五”时期投资、出口以及居民收入等因素的综合分析，我预测，到2020年总消费率预计为56%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至少应在43%以上。从2014年的37.9%提高到43%，大致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个目标是扎实的，可实现的。

    把亿万人民的消费潜力变成促进人类发展的强大动力。我认为，根本问题是要建立促进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为此，我提出“十字箴言”：“能消费、敢消费、放心消费。”欲实现“能消费”，需要正确处理好“国富”和“民富”的关系，既要“国富”，又要“民富”。中国居民消费率低，除了投资率高以外，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有关。“十三五”期间，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为消费提供“民富”支撑。

    欲实现“敢消费”，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是养老、医疗、失业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同时健全社会救济制度，做好扶贫工作。尽快编织好全社会的安全网，让老百姓吃上定心丸，以解除消费的后顾之忧。

    欲实现“放心消费”，需要政府加强对消费环境的监管。实行严格的责任清单制度，确保食品、药品等各领域的消费安全，这才是切实的“人道主义”。

    二是通过供给结构优化，“创造新供给”。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在“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人们需要的“新供给”、“新产业”主要是与人的发展直接相关的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此，我提出几点建议：

    1.产业结构逐步从以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应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

    2.补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短板。从经济角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技术附加值高、技术高度密集、耗能低、经济产值高等特征。而从人本角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需求弹性大、有助于提升就业率的特征。目前，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整个服务业的重点和短板。“十三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应侧重发展以下八个产业：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设计咨询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和节能环保服务业，尤其要补齐金融、物流和人力资源服务业等重点短板。

    3.开拓“大健康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新领域。生活性服务业是直接为人的生活服务的行业。在“十三五”期间，应研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对现代服务业有什么新需求。在美国，健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7%—18%，但中国只有5%左右。我在书中写了12个字：“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健康产业。”建议把民生健康或“健康中国”作为未来服务业发展的旗舰。此外，还要大力发展商贸服务业（特别是电子商务）、旅游业、居民服务业、文化产业（演艺、网络文化产品、影视、出版）、体育产业、住房产业和市场化培训教育服务业等，开拓新领域，发展新业态，打造新热点。

    4.立足于“多代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基础、对人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且成长潜力大的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世界主要国家抢占新一轮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脆弱，又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国家来说，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十三五”期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互联网+”、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产业。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及“互联网+”，它不仅会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记者：您早就提出实施“创新双驱动”建议，为什么？怎么办？

    常修泽：是的。我提出过：要素投入结构优化，应实施“创新双驱动”。要素投入结构主要揭示经济发展靠什么“要素”投入的问题。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拼劳动力、拼资源、拼环境。如今劳动力、资源和环境成本已经拼够老本，加之新一轮世界信息革命浪潮兴起，“云”（云计算）、“物”（物联网）、“移”（移动互联）、“大”（大数据）、“智”（智能化）迅猛发展，土地等物质要素趋紧、人口老龄化严重、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过去那条老路是走不下去了。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发展放在五大发展之首，并强调“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就要素投入结构转型而言，核心应是“创新驱动”。但“驱动”什么？是单驱动，还是双驱动？我主张两个“驱动”，一则“驱动”经济发展，二则“驱动”人的发展。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中央已经决定“把人的发展作为整个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建议，把两个驱动结合起来，应突出把握四个问题：

    第一，加强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品牌的研发。2014年欧洲专利局收到27.4万项专利申请，总获批6.46万项，其中，中国获批1200多项，仅占2%。在品牌方面，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世界品牌500强中，美国拥有227项，几乎占总数的一半，而中国仅29项。《福布斯》杂志2014年发布的全球品牌100强，美国占54项，中国品牌未上榜。因此，未来应更注意提高专利的质量和效应，打造自主品牌，尤其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

    第二，推进万众创新。创新必须要有创新型人才。中国当前有大量科技型人力资源，这是中国最宝贵的“创客”。首先要发挥这些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同时，要培育和造就千千万万个“创客”，使之成为自主创新的主力军，同时促进创新者自身的发展。

    第三，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关制度。制度比技术更值得关注，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科技人员产权激励制度等较为关键。此外，还应着力推进相关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市场体制的创新，为万众创新提供体制支撑。

    第四，创新的根本在于创新者的“心灵放飞”。我在书中提出，如何开掘创新之源？最根本的是思想的自由和开放。要认真学习西方文明中的冒险精神，把创新者打造成一代“无限制的新人”。

    相关链接：常修泽，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学卷）》入卷者。

    历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包容性改革论》等学术理论著作，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和“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其理论贡献被收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2卷。

    新世纪以来，其参与主持完成的重点科研项目《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究》等三项成果均获国家发改委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主持完成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研究》获中央组织部重点调研课题成果一等奖。曾入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国际名人录》第26卷。多次应邀到国外讲授其提出的“中国第三波转型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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