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澜湄合作打造常态化机制化平台

    ■本报记者  高洪艳  张凡

    澜湄区域各国山水相邻，民众相亲，有天然的合作优势。中越、中老和中柬间有深厚的传统友谊，“中泰一家亲”深入人心，中缅间的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可以说，相亲相近的文化造就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六国合作的纽带。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缅甸研究所副所长雷著宁教授特别提到，云南省有十多个跨境民族，与澜湄国家间存在着割舍不断的自然亲情，在促进与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中应该承担起更多负责，应努力通过云南架起与澜湄各国交流合作的金桥。

    在“澜湄合作与云南作为”主题论坛召开之际，雷著宁建言，澜湄区域各国在语言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异，虽然是近邻但对彼此的了解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周边各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较有限，对一些合作项目易产生误解和疑虑。因此，当前十分有必要进一步促进人文交流、加强民心相通，促进区域各国民众间的互相了解和信任。

    在今年3月举行的首次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上，澜湄合作机制（LMC）正式确立。但实际上，在澜沧江与湄公河流域，目前已经有多个区域合作机制在发挥作用，例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GMS）、湄公河委员会（MRC）、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ACMECS）、柬老缅越四国峰会（CLMV）等。此外，诸多域外国家也与区域内国家建立了多个合作机制。这些合作机制相互交叉重叠，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格局。

    在雷著宁看来，这些机制一方面为推进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问题，难以符合区域各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需求。以目前本区域主要的合作机制GMS为例，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倡导下，中国、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建立了GMS合作机制。中国参与GMS合作的地区是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二十多年来，GMS合作在交通、能源、旅游、环保、科技、贸易与投资、人力资源开发、禁毒等领域发挥作用，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但是，GMS合作机制本身也存在一些弱点和障碍。”雷著宁介绍，首先，GMS合作机制存在较为松散、缺乏效率的问题。GMS合作遵循形成共识、照顾各方舒适度，以及渐进的原则。多边协调因此往往有难度，导致一些合作项目决策和执行效率不高。其次，GMS合作项目在地域和合作领域上正日渐呈现分布不均衡的特点。项目比较多地集中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针对泰国和中国的贷款和技术援助项目逐渐减少。最后，在筹集资金方面，GMS合作也面临新的困难。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估算的数据，2010-202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总需求预计约为8万亿美元。1992年至2013年期间，亚洲开发银行为GMS区域项目筹集资金共168亿美元，平均每年仅8亿美元。目前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很大的资金缺口，导致很多合作项目只能停留在设想中或规划的纸面上，未能得到落实。

    “相比之下，澜湄合作机制由区域内的泰国和中国提出倡议，因应了区域各国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切实增强合作实效的发展诉求，得到了区域各国的积极响应，因此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快速启动和发展。”雷著宁说。

    由此看来，首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商品博览会暨主题论坛的举办可谓是水到渠成，也必定将为澜湄区域的经贸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本次论坛的召开对于开辟新的渠道，促进投资者加深对区域各国的投资环境的了解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投资企业选择适宜的投资合作项目，主动规避和防范风险。”

    雷著宁认为，在澜湄合作机制下进一步深化合作，六国的政府和企业都可以有所作为。

    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进一步加强对投资对象国国情和投资环境的介绍。充分发挥贸促会、企业协会、商会等相关机构的功能，建立信息汇集和分享机制，及时为企业提供境外投资环境的相关信息。切实加强相关商务机构的协调能力，防止企业在境外市场相互恶性竞争，恶化境外市场环境。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一是在决定开展合作前应系统、全面、多渠道地了解当地市场情况；二是应积极考虑通过投保出口信用保险规避相关风险；三是要加强对投资对象国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了解和尊重，从长期经营角度出发，注重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像。

    “我们期待通过各方的努力，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商品博览会及澜湄合作论坛成为澜湄合作的一个常态化、机制化的重要平台，成为澜湄合作机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澜湄合作作出重要贡献。”雷著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