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法律合作 呼吁平等对话

    ■本报记者 姜业宏

    日前，为合作探究“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普通法中心与英中协会联合举办“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法律纠纷解决国际研讨会。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开幕式上的这句话道出了中英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美好期待。

    兼顾本土文化与国际规则

    英中协会主席MartinDavidson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宏大的倡议，英方愿与中国一道促进“一带一路”的成功。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中英法律合作将拓展出一系列更加垂直的领域，包括反腐败、反洗钱、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的执法、破产法等，从而更好地改进中英企业合作的法律环境。

    “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宗教文化多样化，法律体制亦多样化。在讨论法律纠纷如何解决之前，首先要了解、尊重这些国家的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用一种平等对话的心态推动“一带一路”合作与建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在致辞时指出，“法治是人类选择的普遍性价值，只有通过法治才能更多地寻求不同国家间的价值共识，寻求不同民族的相互理解，最终实现社会追求的尊严、自由、平等和安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车丕照认为，法律纠纷解决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应该以法律需求为土壤，而不是凭空构想，“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刻意寻求新机制的创设，而是更加强调有效利用现有的各类机制。他认为，未来的纠纷发生方式和解决方式不会有大的变化。

    一言以蔽之，“一带一路”纠纷解决期待法律合作，更期待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在中国科学院法学所教授赵建文看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有其不同的法系、文化背景，在纠纷解决中优先适用国际条约，可以超越这种差异。他建议，各类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都应首先确立国际条约的适用规则，并尽可能扩大国际条约的适用范围，以追求法律纠纷的有效解决。

    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维遐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法律合作规划了更加详细的愿景：促进地区和国际法学的融合，通过融合实现真正的法学兼容而不仅是法律条文本身的变化；引领制定公共政策，协调体系矛盾，增强区域经济稳定性；借助公共政策工具，主导国际商事仲裁，增加国家软实力输出。

    加强调解与仲裁合作

    北京仲裁委员会秘书长林志炜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体系、商业习惯、语言、法律服务环境等存在很大差异，给商事争议解决的结果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增加了国际商业活动风险。他建议，中国商事仲裁机构应当在“一带一路”中发挥更大作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培养专业国际仲裁人才队伍，提高仲裁机构服务水平，搭建国际合作共享平台，提升中国商事仲裁机构的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

    “应对涉及‘一带一路’争议的仲裁案件，香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香港律师会会长苏绍聪提议，成立“一带一路”律师联盟，逐渐把香港发展成为一站式法律服务平台，使其提供的法律服务、法律建议能够覆盖所有沿线国家和地区。

    澳门“一带一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关冠雄进一步提出，将多元文化管理纳入争议解决的法律实践中。他从仲裁实践出发分析指出，“一带一路”商事仲裁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并非语言差别所致，而是深层的文化差异，“例如关于不予仲裁的一些特殊规定，多数都需要利用本地的制度规则才能解决。因此，多元文化的管理也应该纳入国际商事仲裁的考虑范围。”

    “仲裁之外，还应关注建立调解与仲裁相结合、提高执行效率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韩俊看来，调解和仲裁都是高效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

    英国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SamBoyling举例说，在基础设施项目中，想要避免或解决争议，必须进行有效的沟通，善用合同通知机制、早期预警机制，一旦发生纠纷，承包商应该在做好合同管理的基础上，善加利用调解、协商等司法之外的程序解决纠纷，这样更能保证商事活动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