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国际会议成就了中国贸促会

    ■苏旭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推行冷战政策。美、英、法等国在1949年11月进行秘密磋商，设立了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1950年更名为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通称巴统），设立禁运货单，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性物资和技术。美国还实施《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胁迫接受美援助的国家执行禁运规定。

    受此影响，许多西欧国家不能同东欧、苏联进行正常贸易，日本中断了中日贸易。此外，亚非拉一些国家受到《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的束缚，也对东西方贸易持谨慎态度。

    为了反对美国的冷战政策，突破“封锁禁运”，沟通东西方贸易，一场别具一格的大型国际会议——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于1952年4月3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筹备会秘书长香贝朗在致辞时讲述了会议宗旨：“发起人委员会邀请大家到会探讨恢复和发展各国间经济关系的可能性，而不管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之所以说这次会议别具一格，是因为与会代表除了来自苏联、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外，英国、法国等巴统成员国也有代表参会，尤其是美国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这些巴统成员国缘何会派代表参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际贸易畅通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诚如会议主席团成员、英国皇家学会波以德·奥尔勋爵所讲：“我对东方和西方间的贸易问题特别感兴趣。让我们由东方开来满载西方所需物资的车辆，和西方开去满载东方所需物资的车辆，冲破这一‘铁幕’吧！”

    此次会议，中国派出由25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其中，12人回国后成为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中国贸促会）的创始成员，他们是团长南汉宸（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秘书长冀朝鼎（时任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团员雷任民（时任贸易部副部长）、陈维稷（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孟用潜（时任合作总社副主任）、刘子久（时任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章乃器（时任全国工商联筹委）、李烛尘（时任天津市工商联主任）、盛丕华（时任上海市工商联主任）、陈翰笙（时任经济学会副主任）、吴蕴初（时任天厨味精公司总经理）、卢绪章（时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

    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南汉宸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在全体会议上着重介绍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美国推行“封锁禁运”政策是荒谬而愚蠢的，中国希望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开展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在小组会上，雷任民介绍了中国可以进出口的商品。会议期间，中国代表与各国企业家进行了具体洽谈，达成了一些贸易意向。

    代表团回国后，响应会议关于在各国成立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倡议，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建议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

    1952年5月4日，在北京兴盛胡同一家招待所，南汉宸召集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代表团部分成员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除了上述12人外，还有周恩来推荐的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薛暮桥、浙江大学校长周荣鑫、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刘宁一、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许涤新，共17人。委员们公推南汉宸为主席、冀朝鼎为秘书长。

    南汉宸同时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贸促会的首任领导，这样的履历颇为罕见。其他成员也是来自各部委、商界、学界的重要领导和代表人物。

    在成立大会上，南汉宸简要报告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成果，认为此次会议“斩断了美国‘封锁禁运’的铁链，今后国际间联系将日渐恢复并加强”。章乃器、陈翰笙、盛丕华、冀朝鼎、陈维稷、卢绪章等委员在会议上发言，主要讨论了出版出口商品目录、与外国交换商业信息、举办展览、与各大商埠工商联机构建立联系以及中国贸促会机构设置等问题。

    1952年9月以后，中国贸促会正式设立了以下部、室：办公室、业务部、联络部、展览部、研究室、编译室。中国贸促会最初设在北京西郊民巷89号，这是一座解放前某银行使用过的两层小楼，十分简陋，直到1960年初迁入北京西单大楼，机关办公条件才有所改善。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正值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中国贸促会同许多当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建立和发展了民间贸易联系，并同已与中国建交各国的贸易团体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为发展国际间的正常经济贸易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文根据《贸促春秋》整理）

    ◆经贸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