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定后动 决胜印度市场

中印均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孕育了大量投资机会。在全球生产链上，印度主要依靠服务业出口促进经济增长，中国在短期内难以取代印度在计算机软件、制药、金融管理等领域的强势地位。同样，中国在基础设施、电子产品领域的优势，印度也难在短期内赶超。国际金融危机后，两国均面临着加快本国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任务，产业发展模式的互补性为扩大中印投资合作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以吸引外资与振兴国内制造业，如简化投资手续、统一全国商品和服务税(GST)税率、提出并实施“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多个长期发展计划等等。在政策驱动和投资拉动多项措施的作用下，目前印度经济止跌回稳趋势较为明显，为投资印度提供了较好的时间窗口。同时，印度处在18—24岁年龄段的人口占比达18%，为印度未来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中国制造业发展进入了需要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加快产业升级的微利时代。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产业转移的压力更是巨大。广东省贸促会成功举办14届的中国商品（印度孟买）展览会，在带领中国商品“走出去“的同时，也成为企业走进南亚，投资印度市场的探索试验田。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表现出强烈的投资愿望和诉求。很多中国制造业全产业链整体“搬迁”至印度（如手机行业），其他如光伏、医药、房地产、安防等领域的投资者也在不断拓展印度市场。大量的、不同行业背景的中国企业在印度落地开花。不过，多年来中国对印直接投资总量仍然较小、中资企业在印度经营数量和效益等不甚理想的现实也反映了投资印度对中国企业而言仍多少止于“看上去很美”的阶段。

由中国工商银行孟买分行课题组发布的《中资企业印度生存报告（2016版）》显示，中资企业在印度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如印度的法律环境，投资政策，税收制度，外汇监管等较为复杂，中印文化差异大等，中资企业落地本地需要很长的适应期。中资企业投资印度前，预判不足，急于求成，没有长期经营的打算，都是导致中资企业发展遭遇瓶颈的主要原因。

市场环境方面，中企在印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信息不透明、基础设施薄弱。例如在供电方面，印度年人均发电量670千瓦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000千瓦时/人，拉闸限电现象时有发生，电力供应无法保证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运营。印度交通运输网络虽发达，但道路通行质量和连通性仍处于欠发达水平。加之以不完全透明的政府招标和其国内严重的贫富差距，导致了印度市场消费结构单一，细分市场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打价格战而使竞争压力加大等，造成了中企对印度市场的投资效果与预期有较大的差别。

资金运营方面，印度巨大的进出口贸易逆差，导致其国内外汇储备与黄金储备不足，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卢比汇率相当不稳定。这致使中企在印实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涉及进口设备、投标等以卢比计价或锁定卢比美元汇率的项目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受损风险。此外，印度外汇管制严格，对于资本项下的外汇要求强制结汇，贸易项下的外汇资金进出也要受到印度央行及外汇管理行的严格监管，外汇资金不能随意进出印度。这些都给中企在印融资带来实际性困难。

法规政策方面，因印度法律传承英国法律并加上本土特色，案件举证时限长，议而不决、决而不动等现象较为常见，实际执行过程问题较多。目前中国较为缺乏熟知印度法律的律师，中企在印运营，经常遇到劳动合同有效期、劳工假期、女性劳工产假、终止用工、劳资纠纷等法律问题。另外，印度税务复杂且税率高，作为联邦制国家，印度各邦均有相对独立的税务制定决策权，其中部分税种可以相互抵扣，部分税种可向购买者收取等。中企若不了解印度税法，在运营中可能会被多次计税。

文化环境方面，由于印度旧观念的束缚，加之政府机构臃肿，印度各级政府行政效率普遍低下，腐败现象也较为普遍，这些均增加了企业赴印投资的隐性成本。印度底层员工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工作态度散漫，与国内工人相比，其干劲和责任心都有很大差距。加之宗教因素影响，在印投资的企业，寻求经营成果和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时，难免会与印度的文化宗教等社会利益诉求产生冲突，进而引发投资风险。

中资企业如何才能在印度市场生存得更好？中国工商银行孟买分行课题组建议企业谋定而后动，筛选当地合作伙伴，充分进行市场调查，确定可行营销战略，深入了解法律环境，互帮互助抱团取暖，从容应对在印投资各种挑战。

（本报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