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削减贸易逆差之路“南辕北辙”

9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华盛顿以“美国贸易政策的优先事务”为题发表演讲。演讲中，莱特希泽强调，削减巨额贸易逆差是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优先事项。他认为税率、监管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因素对造成贸易逆差有很大影响，但贸易规则同样重要并且能够决定贸易收入的结果。为此，莱特希泽表示，美国必须改变贸易政策方向，尤其是要改变不公平的贸易现状，必须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求对等的贸易关系。

作为特朗普政府现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曾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担任副贸易代表，他因为是以钢铁贸易保护起家和“广场协议”幕后推手而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鹰派”角色。此番演讲可以视作莱特希泽为特朗普政府所秉持的“美国优先”原则而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最直接表现。可是，莱特希泽把贸易政策的调整和规则的改变作为扭转美国贸易逆差的解决之道则与美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情况“南辕北辙”。

美国与全球约100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但同时在资本账户下存在巨额顺差。2014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为3920亿美元，但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收入高达15,034亿美元，即便扣除掉别国跨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收入也超过了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这意味着理论上，贸易逆差渠道流出的美元最终可以通过金融渠道回流美国。只是美国跨国公司为了避税将大量收入长期滞留海外，汇入的少量收入不足以弥补货物贸易的巨额逆差而导致美国经常账户严重失衡。

特朗普在今年1月宣布提名莱特希泽任贸易代表时就表示，莱特希泽将和商务部部长罗斯以及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合作，制定政策来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阻止制造业岗位外流。那么，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真的是贸易政策吗？

从总体贸易和双边贸易两个视角看待贸易平衡。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变得巨大，直到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前后才开始出现放缓。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其庞大财政赤字、家庭入不敷出的消费习惯、币值长期被高估的美元综合作用的结果，出现巨额总体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说不可避免，至于哪些国家成为与美国双边贸易顺差的来源则是偶然的。

美国对东亚历来都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上世纪90年代逆差集中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中国对美贸易直至2005年前后才开始从长期逆差变为顺差，并随后不断加大。因此，将美国的贸易逆差与中国的贸易顺差联系起来颇具误导性。中国目前的贸易顺差中有很大一部分从日、韩等对美贸易顺差转移而来。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应该是对更广泛的东亚地区、欧盟国家、墨西哥等国的逆差。

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看，美国利用别国剩余储蓄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格局带来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美元“硬通货”地位的滥用以弥补其国内生产不足而最终产生成巨额贸易逆差。从全球价值链来看，贸易顺差在数字上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的“实惠”在美国。据中方统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资企业，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从加工贸易中只赚取少量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益巨大。苹果手机就是典型的实例。美国的贸易统计制度规定，将原产地定为组装并出口最终产品的国家，这就导致了没有一个关键零部件在中国生产，但在中国组装的产品都记在中国出口账上的怪现象。如果挤掉这些发达经济体生产的高附加值零部件“水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可能减少40%左右。

从国际分工看，二战结束后服务业兴起和技术进步，欧、美制造业工人比例大幅下滑，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使较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岗位减少成为必然。从就业情况看，贸易逆差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并没有直接关联。北美自贸协定生效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美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就已开始。美失业率却逐年下降，从2010的9.6%降至2016年的4.9%，同期总体货物贸易逆差却从6909亿上升到7967亿美元。

为了解决“减少贸易逆差”这个优先事项，莱特希泽执掌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启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对中国发起单边主义色彩浓厚的“301调查”，把搁置15年的保障措施大棒重新“挥舞”起来。敢问美国，只有不断挑起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才能帮助尔在重构贸易政策和规则中减少外贸逆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