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开放充实内涵渐破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项目特聘专家、商务部中国商务出版社社长郭周明日前在题为“新时代‘高质量’开放的战略思考”的讲座中说，我国的改革开放分四阶段：（一）政策性开放阶段，先行先试，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国家给予这些地区特殊的优惠政策，探索出口加工外向型经济模式；（二）2001年加入WTO后，制度性开放，为加入WTO，清理了大量法律法规；（三）体制性开放，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国内自贸区建设推进，主动改革对标世界一流的贸易投资规则；（四）党的十九大以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怎样的发展叫做高质量发展？郭周明认为，一是发展的质量目标向国际一流看齐，向世界一流标准看齐，提升中国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技术水平、国际竞争力和国内附加值，彻底解决中国企业“大而不强”、被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低端锁定”问题；解决出口带来的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等发展瓶颈问题；补足技术短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降低关键技术、材料和设备的进口依赖度；提升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是发展的重点领域向进口和对外投资拓展。积极扩大消费品进口有利于刺激进口替代部门的质量升级，补齐中国在高端日用消费品领域竞争力不足的短板。以质量升级为主要目标，积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利用全球优势资源布局中国企业主导的产业链，有利于中国早日实现由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向“构建者”的角色转变，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层次。

在郭周明看来，高质量发展的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

出口规模增长出现“天花板”。欧盟、美国等外部主要出口市场需求不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无显著细化，即生产同一产品的价值链分工链条并没有被拆分成更多环节；缺少生产技术、运输技术上的颠覆性突破；与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之间的贸易壁垒没有消除；中国货物出口规模在短期内将难以重拾超高增速，而出口规模增长的动力不足又势必会影响出口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研发投入，使得出口质量升级更加困难。

利用外资规模增长失速。传统的劳动力资源等低端要素优势消失；科技人才、制度环境等高端创新要素优势尚未形成；吸引外商投资面临腹背受敌；普通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外资项目流失。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结构的转型调整和发达经济体对投资政策导向的转变，使得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带动外向型经济部门升级的战略面临重大挑战，加速培养中国吸引高技术外资项目的新要素优势迫在眉睫。

技术获取型对外投资项目面临发达国家的政策阻挠。为提升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中国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并购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同行业企业，或在发达国家高技术人才和企业集群进行绿地投资、设立研发中心，都可以有效借助发达经济体成熟且高质量的创新要素资源，反哺中国企业自身的生产技术。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和层次的快速攀升，以美、德、澳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纷纷以强化外资并购审查等方式，阻挠中国企业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使得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快速提升自身发展质量层级的“捷径”面临被关闭的风险。

在此情况下，郭周明认为我国主要的努力方向包括：

应坚守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积极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坚持反击“美国优先”贸易霸权主义，坚定维护WTO框架下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秩序，积极利用G20、APEC、“一带一路”倡议和上合组织峰会等主要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例如跨境电商领域，阿里巴巴做得不错，引领了该领域国际标准的发展。”郭周明说，这一过程中还要寻找“国内改革所需”与“国外谈判压力”的交集。

顺应全面开放新格局大势，稳步推进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升级。郭周明说，在国内自贸区建设方面，应进一步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为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创造便利条件，先在自贸区内建立起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再辐射带动区外企业共同实现高质量升级；海外各类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可发挥科技研发、供需对接的桥梁作用，推动境内外商业合作。

立足高质量发展环境营造，下大力气为企业转型降低成本。郭周明认为，“高质量”的企业是支撑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高质量”转型的微观基础，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要求出口企业只有依靠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和产品性能，才能赢得国际市场。降成本是营商环境构建中一项重要内容，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些有益探索，降低创新企业的税收负担，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