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研究杠杆 指引民企投资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民营企业获得极大发展，已经为中国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也深度参与到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来。但由于民营企业存在成长路径、规模实力、国际经验和人才资源等诸多不足，导致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如何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成为政府、企业、学者各界关注的课题。

“目前，有些中国民企的海外经营范围远在中国政府、研究机构的视野之外，导致中国政府和研究机构对中国企业即将面临、已经面临、今后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都不甚了解。”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地区合作室主任祝鸣说，民营企业走出去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旦中国民企在海外出现了一些问题被外界炒作，国内各主管部门再想跟进，往往为时已晚或是因不了解实地情况而辩护得“理不直气不壮”。对此，他建议，应该打通政府、学界、民间和企业的互动、互通、互助渠道，以解决此类问题。

祝鸣认为，在国家层面，应当借助中国贸促会或国内研究机构的力量，启动高质量研究的“杠杆”力量，从而为东道国优化营商环境形成影响，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中企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中国的一些机构可以向世界银行学习，发表相关国家的《营商环境报告》，从而引起被评估国的高度重视，甚至成为其改善营商环境的主要参考指南。祝鸣说：“目前，我们还缺乏这种制度利器，这是否应是我们有关机构，包括中国贸促会的努力方向之一。”

“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等机构在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刘大可认为，这些机构通过提升国家形象、企业形象、产品形象等方式，扩大了中国企业在对方国家的影响力，利用其政策优势、信息优势、经验优势等，对企业海外投资提供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少走弯路，降低经营风险。

北京首创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彭程璘也持同样观点：“民营企业走出去遇到的种种困难，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与国内外专门从事境外投资的专业机构的合作来避免。这些机构往往具有相对丰富的信息收集渠道和完善的研判能力，同时，由于一些行业数据和政策信息并不需要反复收集，投资机构也能为企业的商务考察节约下不少成本。这对于企业而言，会更加有利。”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杨东勤认为，民营企业走出去需要专业的律师为其保驾护航。民营企业走出去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东道国陌生而又复杂的法律文化和制度，甚至迥异于国内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环境，尤其是东道国属于英美法系或者伊斯兰法系的国家。这些法系国家的法律同国内的法律在法的渊源、分类、法典编纂、诉讼程序、判决程式、法律术语及概念上存在诸多差异。这会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巨大的法律风险。

站在民营企业自身角度来看，可提升空间仍然很大。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主要分布在传统服务贸易业、制造业、手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技术含量少、生产简单、商业价值低，极容易被取代。大多数民企在进军国际市场时采取的是薄利多销的价格战战略，通过压低产品价格，以此来博得消费者青睐，迅速打入市场。”泰君安新三板部执行董事陈伟国说，但现在有些招数行不通了，只有高质量发展的民营企业才有未来，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如何转型或者投资哪些行业，成了民营企业该思考的问题。

世界物联网大会主席何绪明表示，如果能倡议培育一些像物联网的新技术、产品解决方案和品牌及人工智能等新颖先进产品企业走出去，就能起到引领和不可获缺的作用。民营企业走出去还需要打造产业链生态链，以产业集群这样的方式走出去，将会解决很多问题，也利于企业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对未来国际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这几年服务于国内企业海外投资的经验，彭程璘认为未来1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十大投资机遇，分别是能源资源、基建房地产、物流、医疗、电子信息、教育文娱、旅游、食品、金融、劳务。中国企业尤其是民企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应该着重于消费升级，让消费升级与“一带一路”紧密相联，为沿线国家及市场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