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决策机制改革乃重中之重

12月，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的2名法官任期即将届满，上诉机构或将彻底陷入停摆。据悉，自2017年起，美国以WTO需改革透明度为由，阻挠WTO上诉机构启动法官候选人甄选程序。该程序必须得到WTO所有成员的一致认同才可启动，且WTO上诉机构最低工作人数要求为3人。

对此，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傅东辉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利用WTO决策机制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及对DSU（《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修改须协商一致的原则，以一票否决来干预和阻挠WTO上诉机构新成员的遴选，通过这一方式表达对上诉机构的不满，要求WTO上诉机构进行程序上的改革，企图破坏原有国际贸易秩序，重新建立一个美国优先的新贸易秩序。此外，这一做法与中美贸易战息息相关。目前来看，这并不是简单的意图，或许只露出整个战略的‘冰山一角’。”

据悉，日前，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Craig Allen）承认特朗普的诸多政策措施都违反了WTO规则，并希望中美谈判能达成协议，并列举了华盛顿、波士顿、纽约、休斯顿等地的意见，反映了美国各界对中美贸易谈判的期许。

“此前，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认为，美国现阶段的战术可能导致三个结果，最温和的结果是改革世贸组织的判例法；中间道路是回到贸易纪律较弱和执法力度较小的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时代；第三种结果是，要么美国退出，要么其他成员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WTO。”傅东辉称，“当然，美国自身也不希望被WTO边缘化。”

由于美国贸易战对WTO贸易秩序的严重威胁，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WTO的考虑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傅东辉指出，“如果美国拒绝退出WTO，同时继续阻挠WTO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那么，WTO其他成员可以以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对WTO协议某些条款的修改，增加对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条款。比如，在多哈回合谈判总体夭折的情况下，WTO仍然通过了贸易便利化协议。但是，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条款可以规定只适用于同意签署的WTO成员，这样，就可能使美国在形式上留在WTO，而实质上则不受WTO争端机制的保护。形成多重架构的WTO，有利之处在于它的开放性，只要美国愿意回归WTO，大门仍然敞开。”

多哈回合谈判从2001年启动，久拖不决，关键是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主要包括削减农业补贴、削减农产品进口关税及降低工业品进口关税三个部分。由于在农产品补贴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上的分歧难以调和，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

傅东辉认为，“根据WTO制定的规则，如果其中一个成员就贸易协定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所有成员必须就此重新进行讨论，最终达成贸易协定有赖于成员的一致同意。多哈回合谈判以失败告终，主要归咎于WTO极端民主的决策机制。目前，针对多哈回合谈判面临两条路，要么恢复谈判，要么开始新的谈判。但若重启谈判，则需要在两年内尽快达成，否则夹生饭也不好吃。”

傅东辉还指出，“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和当前美国对于阻止上诉机构大法官遴选，WTO竟然无能为力。可见，未来WTO决策机制的改革应列入第一位。”

针对一些大国提出“发展中国家还应不应该享受发展中国家的待遇”问题，傅东辉指出，“最惠国待遇制度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基石，普遍优惠制度是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非互惠和非歧视的优惠关税制度。普惠制是最惠国待遇制度的一个例外。若没有普惠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实则是一种掠夺的关系。”

傅东辉称，当然，普惠制待遇也应与时俱进，但仍需要通过谈判解决。比如，中国享受普惠制的产品非常少，美欧多国已经逐步改变具体规则，若某产品出口量增多，则会通过相关规定取消该产品所享受的优惠待遇。

部分WTO成员正试图解决困境，而美国特朗普政府态度阴晴不定，未来进展如何，仍然充满变数。傅东辉称，“20多年前，在各种国际经济力量妥协的基础上达成的WTO协议，已难以反映当今各种力量对比的现实，其中的根本性变化就是美国的相对衰弱和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崛起，需要新的国际贸易秩序来平衡这一关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