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全球化将面临调整

今年年初，德国杜塞尔多夫药店里的消炎止痛及心血管、糖尿病等基础的德国品牌药品突然出现供货紧张。背后原因是，位于其供应链另一端的中国，因疫情原因停工停产，导致原材料无法供给。而疫情发生逆转后，中国工厂逐步复工，但外国工厂却停工停产。在此期间，虽然部分中企通过寻求国产替代品来解决供应链问题，但实际上，诸多企业因关键零部件产品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全面研发和生产，深受困扰。

德国北威州投资促进署南京代表处执行首席代表徐军在新时期中国企业国际化生存与发展讲座上指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中企还是外企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会是一个常态。”

徐军称，“疫情凸显了以利润成本为导向的产业国际化和特殊时期的国家安全、经济和民生的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引起各国高度重视，纷纷出台政策，保证自身的供应链、产业链安全。”

疫情将成为全球化终结者的观点一时间甚嚣尘上。

“目前来看，全球化还很难有一个替代的方式。”国际职业经理人勾建辉认为，今天的全球化确实面临两大问题：一是风险管控。以国内和国外两个供应链来看，在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相继瘫痪，相互影响，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全球市场都会受影响，这也带来很大警示，除了效益外，全球化还带来风险。在以前低水平的国际化时代，风险可以分散在相对隔离的国家或区域，现在整个链条的备选方案越来越少。二是全球化带来财富的分配不均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全球化的精髓在于通过全球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佳成本效益，但有些国家、企业或个人并没有搭上全球化的列车，比如，诸多欧美蓝领阶层的工作岗位转移到新兴市场，未享受到全球化红利的发展中国家等。由此，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声势越来越高涨。

“上述环境的变化或迫使中企加快国际化路径，要么适应环境作出调整，要么退出一部分国际市场，这是一种可能性。”勾建辉指出，这一趋势在各国出台政策中也有所体现，比如，欧洲或者德国政府并不反对中企在当地投资建厂。

日前，德国联邦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态，“打压全球化不是个好主意，但减少单一依赖、重新获取敏感行业的国家主权却是需要的。”

徐军指出，德国确实是促进与保护并进的态度，一方面鼓励企业到德国境内投资设厂，如涉及疫苗研发、防疫物资等，可申请到最高30%的补贴。另一方面，目前非欧盟类企业并购德国企业的审查红线从25%股权大幅降低至10%，审查的范围为涉及安全领域的企业。若欧盟以外企业并购达到股权的10%，必须强制性提交审核申报。

“要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必然会导致全球化现有模式的变化，而这并非全球化的终结。”勾建辉认为，全球化会有一个蜕变。从微观方面来看，企业要全球化，必须实现本土化，这将会被赋予新的意义。企业要在关键的市场实现本土化，需要70%以上的本土供应链供应，或是“在此地，为此地”的供应模式，即“属地化”。这就需要企业在成本及效益方面做出让步，因为要满足各个国家对于公共卫生、国家安全、就业、财富分配等需求，否则将面临重要的市场落空。从宏观视角来看，大一统的全球化模式面临挑战，在全球不同的区域，或者要根据某种特定的标准，会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自循环经济体，各有所需，供与求达到平衡，上述自循环经济体之间会建立一定的壁垒。

“新一轮的全球化模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和贸易壁垒。”勾建辉指出，无论何时，创新能力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若企业拥有原创性的核心技术，甚至是技术平台，可成为市场准入或配额方面的关键的牌。若仅依赖应用技术、业务模式的模仿、信息不对称等方式，则只能在现有的圈子里生存。此外，企业要依靠持续的人才投资战略和战略执行，必须有一个从录用、培养、重用到发展的人才体系。

“未来中国与全球市场仍将紧密相连，关上门，靠内需完全解决问题的思路已经落伍，一旦自我封闭，落后只是时间的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应该坚持全球化思维，尤其是树立国际视野。”勾建辉强调，目前，我们不能完全看出市场的未来走向，但市场的不确定性越高，就越需要一种洞察力，企业之间竞争就是谁先预测到潜在的市场变化，并且作出及早的调整。